而更多的人，对我的话，拿不准是应该相信还是不应该相信。相信，似乎有应该相信的道理。不相信，似乎也有应该不相信的道理。正如《社员都是向阳花》中的“蒋介石万岁”、月历牌上的“打倒毛主席”、鞋底上的“毛”字、锅帘子上的“毛”字、“哈尔滨”香烟上的“牛乃文主”，似是而非，因而最正确的态度也就应该是似信不信。似信不信，便欲去不去。每个人都欲去不去，全体革命群众便还是聚而不散。
我对人群中那几个喊叫的人恨极了。正是由于他们的喊叫，我的使命才难以完成。不但难以完成，反而倒像给这种场面增添了更加复杂更加丰富人想像力的色彩！
我差点完全失去理智，对那几个喊叫的人破口大骂：“操你们妈！”
幸亏老公安局长这时将一只手按在我肩上，从容镇定地望着人群对我又说了一句：“别怕。”
怕？这会儿我什么都不怕了！我是对眼前这黑鸦鸦的一大片革命群众恨极了！恨得咬牙切齿！
于是回想起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正是因为有着太多太多如此之热衷于革命的革命群众，文化大革命才搞了整整十年吗？
十亿人都成了批判家和政治家，十亿人头脑中都绷紧着一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永远紧而永远不断的弦，国家怎能不亡？！民族怎能不衰？！天下怎能不乱？！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我对“人民”和“群众”，有了比从前深刻得多的理解。当他们推翻一个制度重建一个制度的时候，他们是伟大的。当他们虔诚地拜倒于某种宗教式的图腾的时候，他们是渺小的。当他们被一种脱离实际的理论随心所欲地摆布时，他们是可悲的。当他们甘愿被摆布而且还要摆布同胞时，他们是可憎的。他们可憎的时候是可怕的。人民就是千百万亿人。千百万亿人永远可能是两种力量。只有挣断了古代的或现代的封建迷信的铁锁链的人民才是真正伟大的人民！到那时每一个人民的儿子才会从心底里呼喊──人民万岁！
一瓶墨水和一支笔递到了我手里。那两个公安局的同志中的一个低声对我说：“你写个声明吧，也只有这样了！”
我毫不犹豫地用那支笔饱蘸墨汁，就在我哥哥的大字报上，挥臂写开了：
我毫不犹豫地用那支笔饱蘸墨汁，就在我哥哥的大字报上，挥臂写开了：
我的哥哥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荒唐的！
“不许破坏大字报！”
又一声喊叫。
我猛地转过身，高高举起了墨水瓶。
革命群众一片哗然，乱了。
我狠狠将墨水瓶摔在水泥台阶上。它粉碎了，墨汁溅到很多人身上，脸上。
他妈的这几百名革命的群众！
我冲下台阶，挤出人群，往家里猛跑，猛跑，猛跑……
泪水从我两眼涌出。
耻辱……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的耻辱……
人民的耻辱……
第六章 人变“鬼”
文化大革命并不像我和我的同学们所预想的那样──处于结束的后期了。恰恰相反，它甚至可以说还没真正开始。我们所进行了和参与了的种种“革命行动”，以及我们所闻所见令我们激动、冲动、头脑发昏、热血沸腾的种种“热闹”，或曰“轰轰烈烈”，其实只不过是它大幕拉起前的加演小节目，是为正剧开演营造气氛的一阵紧锣密鼓。不久，发出了“五一六”通知。
撤销原来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林彪则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雪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他“揭露”了彭、罗、陆、杨“四家店”的“反党罪行”，指出：“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他说：“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我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毛主席指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雪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于是北京首先出现了打倒“中国的赫鲁雪夫”的大标语。
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经过改组的新北京市委两个月后召开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说：“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诚心诚意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他当然更不晓得，“中国的赫鲁雪夫”所指正是他。虽然身为国家主席，他的个人悲剧从毛主席讲了这句话开始，就劫数难逃了，即便他晓得，仍然劫数难逃。
“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党中央的其他许多同志，在不晓得的情况下，也只得听从着毛主席的一切部署。
党中央亦然如此，全国人民的态度更加坚决。
于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于是从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各行各业各级领导机构中，揪出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赫鲁雪夫式”的人物。
于是文化领域各界，全部开始被无产阶级革命派们占领了和进行着占领。
于是中国的一切学者、专家、教授、文学艺术家，一切的知识分子和一切的文化人大难临头。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