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赫鲁雪夫式”的人物们，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除了地、富、反、坏、右们，除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们，谁不想谁不愿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真赞成社会主义”的？
真赞成吗？那你只能有一种“表现”，一种选择──去揪出，去批判，去打倒，去占领。除此而外，你别无选择。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作了“真赞成社会主义”的选择。于是全中国“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于是中央文革，热情支持北京大学哲学系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并且立刻向全国全世界广播这张大字报。
于是毛主席8月5日在中南海大院里写下并贴出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指出以“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于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于是全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势如破竹，疾风卷地，狂涛拍岸，江河决堤，一泻千里。它的发展之迅速、之迅猛，使我们这些中学生──共和国的第一代儿女，喊着叫着跳着跑着追着冲着，也还是不免有身落其后之羞。我们本能地以十倍于前期的狂热，百倍于前期的“造资产阶级的反的大无畏精神”，虔诚地表现着自己证明着自己是“真赞成社会主义”的……
首先，我们从学校里赶走了工作组，不消说，是将他们一个个批得“遗臭万年”之后才赶走的。
同时，我们终于将校长押上了我校的政治审判台，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工作组所信赖、支持和依靠的校长罪责难逃！仅凭这一点，他就已经是“反动”的了！
我们的辉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成果啊！我们终于又捕捉到了一个新的革命对象，而且是我校“最大”的！儿童们得到的最新玩具，总是玩起来爱不释手。我们捕捉到最新的革命对象，革起他的命来也有一种新鲜感。儿童们早就想要玩弄玩弄的东西，受到大人们的警告，非但不许玩弄，而且连碰一下也不允许，那么某一天他们拿到手的时候，那种玩弄的兴趣是潜含着对大人的报复的。仅仅从政治上忘记了也应该从普遍的心理上来分析文化大革命、解释文化大革命是不够全面的。
校长被我们戴上了最高的高帽，挂上了最大最沉重的牌子，剃了鬼头，抹了黑脸，痛痛快快地批斗了几番。
在一次批斗中，有几位革命同学的“革命”激情高涨到了以批斗的方式所难以“表现”的程度，便将校长打翻在地，踏上了几只脚。
“你是不是反动的？！”他们踏住他喝问。
“是！”他伸开四肢，像只龟似的趴在地上，只能抬起头，用一种心悦诚服的语气大声回答。
“踏得有没有理？！”
“有理！！”
有理──又踏上了几只脚！
在他被打翻那一瞬间，台下相应地寂静了瞬间。这一瞬间说明了什么，每一个经历过这种场面的人，可能今天会谈出许许多多他们当时并不敢流露的思想。这样的一瞬间，我在类似的场面感受过几次。这样的一瞬间后来曾使我联想到《法国革命史》一书中的一段描写：当十二个保皇党被押上断头台，要在行刑前被扒光衣服羞辱一番时，他们轻蔑地昂首望着群众，高呼：“国王万岁！”
愤怒的法国革命群众一瞬间寂静了……
作者评述：在这一瞬间，真正的胜利者，其实不是人民，而是保皇党。
不，这种评述并不正确。在这一瞬间，胜利了的也不是保皇党，而是人性和人道。
十二个保皇党人，在那寂静的一瞬间之后，并没有遭到被扒光衣服的羞辱。
法国人民和人性、人道一起获胜了。尽管十二个保皇党人的头，照样一颗接一颗滚落断头台下。
我们的校长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七八只脚的寂静的瞬间之后，广播器传出了一个女同学铿锵有力地朗读“最高指示”的声音：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允许有什么平等吗？……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例如所谓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最高指示”使台下那寂静的瞬间比它原本可能延长的时候更短。
于是有人振臂一呼，便响起一阵冲上云天的革命口号。
于是将校长踏住的那几个同学，受到这一阵冲上云天的革命口号的怂恿、鼓励、煽动，仍觉革命情绪宣泄得不够彻底，便用一根绳索，拴在校长的脖子上，将他像狗一样牵下台，勒令他在操场上学狗爬，学狗叫。
他便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学。
也许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抗议，所以也就再没有寂静的瞬间发生。
如果当时剥光他的衣服，并问：“有理吗？”他可能也会回答：“有理！”
因为他从“反动”的本质上有别于法国革命时期那十二个保皇党人。
那情形后来使我联想到了某些儿童虐待小动物的不正常的心理。他们折磨小动物时获得一种快感。越是样子看上去丑陋的，下贱的，被大人们或被他们自己认为有害的小动物，他们折磨起来的手段愈残忍，愈心安理得。比如耗子，一只或许带有传染病菌的小猫。一只疯了的小狗。这可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先把人从形象上变成“牛鬼蛇神”，再加以种种羞辱的普遍的心理根源吧？在没受过人性和人道的良好教育的心灵里，必然潜伏着残忍性。文化大革命以它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调动起了千百万人心灵里潜伏着的恶。所以将极其沉重的牌子用极其细的钢丝挂在女人的乳头上一类的事，举不胜举。
而另一方面，将一位位专家、教授、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和演员，有才华的男人和漂亮的女人，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使成年人的嫉妒心理得到空前的安慰。在这种安慰中寻找心理平衡是简单而有效的。某些男人和某些女人，之所以被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斗来斗去，百斗不厌，并非因为他们确实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许仅仅因为他们比许多男人有才华，她们比许多女人漂亮。使每一个人都从内心里承认男人的才华是人类的智慧，女人的漂亮是人类的诗意，需要耐心的，细致的，长期的，艰苦的教育。至今许多男人仍有敌视有才华的男人，许多女人仍有敌视漂亮的女人的近乎本能的恶习。
我们的班主任也劫数难逃。因为她是市级教育模范，是校长的“大红人”。工作组时期，是教师中的“‘文革’积极分子”。
在将校长打翻在地的同一天的批斗会上，她被一些人怒喝到了台上。
“同学们，我声明，我不是……”她站在台上的时候，想解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