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允许她解释。
“你不是什么！”一顶高帽戴在她头上了。一个大牌子挂在她脖子上了，她脸上被涂了墨。
她顿时垂下双臂，弯下腰去了。
将人变成“鬼”是非常之简单的事。
许多人在那被“变成”的短短时刻内，大抵也就自悟到自己已然是“鬼”不是人了。从此就只能像“鬼”那么言行、那么处处卑下地存在着了。
因为被揪上台的人多，她站在台边上，站在语文老师身旁。
语文老师向别人靠得更紧，给她腾出宽余的地方，还伸出手将她向自己拉了一下。怕她掉下台去……
工作组时期被“揪出”的某些教师纷纷上台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的迫害，重新获得了站到革命队伍中来的权利。他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工作组时期被信任、依靠和重用的某些教师，一个接一个被喝吼著姓名揪到了台上，不得不加入了“黑帮”的行列，被戴高帽、挂牌子、涂黑脸。他们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昨天还被称为革命派，今天突然也变成了“鬼”。
两位教导主任、一位副校长早被打倒，如今校长也成了本校“最大的赫鲁雪夫式的人物”，校党支部便被宣布“彻底烂掉”了。
于是由革命的教师和革命的学生中之最革命的人，组成临时权力接管小组，继续领导本校文化大革命运动。
临时权力接管小组在热烈的掌声中诞生并通过。
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感到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肩负重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大专院校的革命学生们，则开始“火烧”市委，“炮轰”省委，接管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及一切文化艺术单位。
从北京传来了彻底改组“一贯拒听毛主席的话”的《人民日报》的“喜讯”。
改组后的《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分钱币那么大字的通栏黑体标题，仿佛明白地告诉全国人民知道，对于“牛鬼蛇神”之类，无论怎样“扫”之，都并不算过分。
社论指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第三天，在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全文发表了北京大学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及重要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第五天，发表又一重要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并公布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第六天社论的标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指出：“究竟站在哪一边，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其后的几天内，《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接连发表重要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思想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平均几乎每隔一天，便有一篇印有黑体字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指示的重要社论发表，曰“最新最高指示”。鼓励人民“造反有理”，号召人民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推得更高更猛。
这时毛主席并不在北京，而在“视察”大江南北，并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游程三十华里。
《参考消息》登载，许多外国医学专家给毛主席检查了身体，认为毛主席的身体这么好，肯定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
于是又召开了一次全校“庆祝”大会。
会上有同学流着滚滚热泪登台表示，要将自己年轻的、富有生命力的、绝对没任何疾病的心脏敬献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为的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活得更健康更长久。
“一石激起千重浪。”于是许多男女同学纷纷登台，表示也要将自己年轻的、富有生命力的、绝对没任何疾病的心脏献给毛主席。呼吁发起成立“向毛主席敬献心脏”特别委员会，呼吁革命的医学工作者早日攻克心脏移植手术难关。流泪是具有影响性的。于是台上台下许许多多同学都流出了滚滚热泪。我也禁不住流泪。我也无比冲动地跃上台去。但想到自己不是一个很纯的“红五类”，就又暗暗感到不配，趁人不注意从台上溜了下来。
有人忧虑地提出疑问：我们这些中学生的普普通通的心脏，若移植给毛主席，会不会直接影响毛主席的伟大思想？
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疑问。
于是我们这些生理知识极其贫乏的中学生，展开了热烈的浪漫的科幻式的议论和争论。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第七章 红五类 红袖标 红卫兵
“北京来了红卫兵！”
“红卫兵？穿什么军装？”
“不穿军装，戴红袖标。今天要在三中进行革命演说！”
王文琪一大早就到我家，兴奋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我顾不上吃饭，揣了一个窝头就随他直奔三中。
三中校园里坐满了三中的和来自各个中学的学生。演讲已经开始。我们想挤近台前，看看那些北京来的红卫兵都是什么样，可有人维持秩序，不许乱走动。我们虽觉遗憾，也只有坐在最后边竖起耳朵聆听。
北京来的红卫兵知道那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内部情况”！
如：刘少奇在写给江渭清的信中“大肆攻击”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教条主义，“现在党内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的大有人在”。江渭清是什么人物？我问王文琪，他也不知道。
毛主席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批判资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包括《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作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中宣部却对这个指示拒不执行，企图抵制。
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别有用心”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妄想逼林彪同志把军权交给他这个反革命野心家！”
邓小平去大庆参观，工会领导向他汇报大庆狠抓阶级斗争时，他说：“你们大庆同别的地方不同，阶级斗争不是你们的主要矛盾。”
邓小平亲自“赤膊上阵，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打气”，说“欣赏彭佩云的发言”，并夸奖陆平的“反革命发言”──“态度是好的，意见是正确的。”
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说：“上海可以搞个‘托拉斯’。”伙同薄一波“不断贩卖修正主义黑货，鼓吹资本主义托拉斯制，企图取消党的领导，推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周扬召集文联各协会和主要报刊负责人谈话，布置对文化艺术界群众性大批判的“急刹车”。
刘邓攻击1964年以来文艺战线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运动搞“过火了”，妨碍了“创作自由”，是“爆破组”、“文海战术”。
邓小平带头对1964年以来的“文化革命”反攻倒算，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也不让演！有些人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小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学术观点、教育观点不一致不要紧嘛！各种观点可以长期共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