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奴的出身该和买一个公爵什么的贵族称号等价吧？
而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之类的家庭出身或社会身份，准扔满大街，被千千万万的人踢来踢去没谁捡。
中国经济学家本就不多，掰着一只手的手指头数起来都绰绰有余的几个，全被打倒了。就没谁从经济学的角度向新组阁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提建议──颁布家庭出身和家庭历史买卖特别法，定出一个贫农或一个工人阶级的出身多少多少钱，一个五代或八代以上的纯正的无产阶级的家庭历史多少多少钱，有公价的，有议价的，可一次性付款，也可分期付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好的，可奖赏优待券。那是多么的好呢？一面实行买卖，一面继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划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一大“撮”，岂不“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吗？国库得以源源充实，“革命”就无后顾之忧。那是多么的理想呢？
我竟不知自己是如何下了台，如何走回到王文琪身边的。
我刚坐下，他就说：“从此你可以趾高气扬了！”
我看他一眼，见他满脸羡慕，甚至可以说满脸嫉妒。他是团组织委员，我的入团介绍人，如今政治地位屈尊我下，我完全理解他的嫉妒。但这是无可奈之何的事──他的爷爷解放前做过几年小买卖。据说在讨论他可不可以加入红卫兵的时候，一个头头认为：解放前中国的劳苦大众，是不可能到大买卖家买东西的，只能到小买卖家买东西。他的爷爷无疑直接剥削过中国的劳苦大众。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鉴于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还算积极，平素人缘也不错，和头头们都有点交情，所以对他大大开恩，没干脆将他划入“另册”，保留他在“红外围”的次红的行列。
我对他说：“‘红外围’也是红嘛，努力争取吧，总有一天你也会加入红卫兵组织的！”
他做我的入团介绍人的时候，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红卫兵袖标剩余了十多个，头头们在台上凑一起唧咕了几分钟，宣布要当场批准十多个人加入红卫兵组织。
台下顿时肃静极了。
所有的“红外围”们，都翘首望着台上，侧耳聆听。将被当场批准的红卫兵，自然是产生于他们之中的。
他们谁不希望这种幸运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根本不关“黑七类”的事，但他们的表情也都变得异常起来。有的似乎存在什么非分之想，有的神态更加冷漠。
台上宣布一个名字之后，头头们领先鼓掌。于是台下的红卫兵们跟着鼓掌。
“红外围”们却没有一个鼓掌的。他们都凝神敛气，一个个悬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没情绪鼓掌。意外地被批准为红卫兵的，自是一番惊喜，一番激动，有的竟淌出眼泪，像我一样在台上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下了台“春风得意马蹄疾”，迳直走到红卫兵们坐的行列中。于是就引得那些“红外围”们向他们齐刷刷投去和王文琪看着我走下台时一样的目光。不过比王文琪的目光羡慕更少，嫉妒更多。
四百多“黑七类”在操场上坐成方阵。“红五类”方阵的左边、“黑七类”方阵的右边是“红外围”。阶级阵营分明。
“黑七类”不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类口号也不呼。因为有一次他们跟着呼这类口号时，“红五类”怒斥他们：“你们也配呼这样的口号吗？！难道毛主席是你们心中的红太阳吗？！”从此他们就不敢跟着呼这一类口号了。但“打倒”、“油炸”、“火烧”、“炮轰”之类的口号，他们是必呼的，且要呼得比“红五类”、“红外围”们更其响亮！这是有原因的：一次开批斗会，台上领呼：“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打倒地主的狗崽子！”“黑七类”们接受教训，都不呼。引得“红五类”、“红外围”们怒不可遏，纷纷咒骂他们：
“你们狗胆包天，为什么不呼口号？”
“革命的口号使你们内心难过了吧？！”
“呼打倒你们自己阶级的口号，你们不舒服吧？！”
“我们呼一遍，你们必须呼三遍！”
接受了正反两次教训，他们才懂得该呼什么，不该呼什么。
后来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由一个分裂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了，单单对他们呼口号方面的要求也就各立规定。有的红卫兵组织认为他们没资格也不配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类的口号，有的红卫兵组织恰恰认为他们尤其应高呼这类口号，以表明他们在毛主席像前是罪过深重的。还为此争议展开全校大辩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也没辩出个孰是孰非。害苦了“黑七类”。他们参加什么会之前，得问个清楚明白，是哪一红卫兵组织召开的？否则，恰恰是要求他们必呼口号的红卫兵组织召开的，他们中谁如果不举臂高呼，便没好果子吃。反过来呢，恰恰是要他们闭上他们的“狗嘴”的红卫兵组织召开的，他们举臂高呼，被视为公开对抗，也是没好果子吃的。一个红卫兵，一般只参加本组织召开的什么会。一个“红外围”，一般只参加想要加入的那个红卫兵组织召开的什么会，一个“黑七类”，却是哪一个红卫兵组织召开的会都得参加的。不参加，则意味着他们蔑视那一个红卫兵组织，一个“黑七类”若蔑视一个红卫兵组织，几乎同奴隶社会中一个奴隶蔑视一个奴隶主的罪一样大。若两个红卫兵组织同时开会，预先便要经过一番协商，将“黑七类”们分成两“小撮”，数量上或半对半，或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以红卫兵组织的大小为分配原则），“各事其主”，遵旨听命。在各类会上，他们不是作为一些具体人而存在，是作为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的象征而存在。少了他们的存在，只一些红卫兵和“红外围”们在一起开会、喊口号，游行，怪单调怪乏味儿的。
那一天据说“黑七类”全到齐，一个不少。连请病假的也没有。四百多“黑七类”坐成的阵容，在红卫兵和“红外围”们坐成的阵容所时时掀起的激动、兴奋、呼喊的衬托下，显得愈发死气沉沉。
最初，当这种“阶级”阵容刚刚划分出来，“红五类”和“红外围”们并不习惯，心理上也都觉得很别扭。本是同班、同座、一个学习小组、原先上学放学结伴而行的同学，甚至在小学就是同学，忽然有一天被“阶级”划分在两个对立的阵营里，就好比象棋，红黑本装在一起，是一盘的，却被分开来装在两个袋子或盒子里了，只有“你死我活”的时候才摆在“政治”的棋盘上，隔著“楚河、汉界”。对于中学生们来说，总不是他们乐意的事。
第一天，一个“红五类”还肯和一个被划入“另册”的同学同路回家，但话题则比以往少多了。彼此都谨慎地避开与“政治”二字有关的人和事。第二天，双方都受着某种心理的支配，借故不再同路了，第三天，在学校见了面，也许还打招呼说话。已少了平日的亲近。第四天，明明互相看见了，也侧转脸装作没看见。第五天、第六天，似乎陌生了。第七天、第八天，就都明确地意识到，过去的关系不复存在，如今是“红与黑”的关系了。以后，“红五类”、“红外围”们，接受种种阐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最高和最新的指示的启迪，便由不习惯而习惯，由别扭而理所当然了，再以后，就像家狗和野狗碰到一起一样了。
尤其那些容貌姣好的，伶俐的，受众多老师喜欢的，家庭生活条件优越的（非常遗憾，但凡这样的家庭，大抵不够红。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便是不同等级的“走资派”），本人气质又很高傲的女生（也挺遗憾，她们的气质大抵都多少有点高傲），和那些一向被老师们、同学们视为学习尖子的男生（尖子本身便是罪过），一旦划入“另册”，是挺让“红五类”、“红外围”们解恨的。越苦的家庭历史和越穷的家庭生活现状越成为无上的光荣，那么必然导致普遍的对较优越（其实也只是较优越而已）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极端仇视。这种仇视进而导致类乎阶级报复的心理。这种心理进而导致冷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