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种目光使我感到被他扇了一记耳光似的。
我胡诌八扯，进行徒劳无益的抵御：“你别那样瞧着我嘛！我告诉你的可是件绝密的事呀！我父亲是直接受公安部领导的，至今因工作性质需要，不能公开党员身份！我不但是百分之百的‘红五类’，还应该算是特级‘红五类’呢！”
“哈哈哈哈……”他蓦然爆发一阵大笑。笑罢，冷冷地说：“特级？走吧走吧，从明天起我不和你来往了，免得牵连了你什么！”
“我……”
“我个屁，滚你妈的蛋！”
我转身逃掉。
在一条街的街角，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理一次发的那个理发店门前，赫赫醒目地贴出一张大红纸的《告革命群众书》：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为了紧密配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店不理背头、中分头、一寸以上任何非无产阶级发式。不备头油、发蜡、香脂。男同志一律不留鬓角，不吹风。女同志一律不烫，不卷。
落款是。“花枝俏”理发店，它原以街名为店号，不知何日起改成了这么个浪里浪气的店号。
两位穿着衣襟肮脏的白色工作服的女理发员，一位三十来岁，一位四十多岁，一左一右，背依门框，交叉双腿，二鬼把门似的，悠闲无事地聊天，大扯闲篇。
理发店内很清静。
引用毛主席诗词中的骈句，已成革命之时髦文风，但此“告革命群众书”引用得虽有拔山盖世的气魄，却实在风马牛不相及。使人觉着那里不是理发店，应是斗兽场。
理发店对面的小饭店，原也是以街名为店号的。不知何日起，牌匾上也重书了五个字──落幽燕饭店。不无伤感的意味。“落幽燕”也出自毛主席诗词，那种伤感自觉就受着革命的庇护了。
我驻足理发店门前，正思想得渐入迷津，但见“落幽燕”处呼啦啦拥出七八“只”雌雄“鸿鹄”，敲锣的敲锣，打鼓的打鼓，热热闹闹地跨过马路来。
一左一右斜依理发店门框的两位女理发员，这时就向店里呼叫：“来啦！来啦！人家过来啦！”她们并非根本无事，担任着望风的任务。
于是众多男女理发员旋即拥出理发店，大鼓其掌。
饭店的服务员们来到理发店前，七手八脚，将一张大红纸贴在《告革命群众书》旁，墨迹未干的“支持”二字跃入我眼。
我怀着十二分的好奇心扫视一遍，大意是支持革命的“花枝俏”理发店的革命的理发员们的革命之工作条例云云。
双方相向高呼：“向革命的理发员同志们学习！”
“向革命的饭店服务员同志们学习！”
“向革命的理发员同志们致敬！”
“向革命的饭店服务员同志们致敬！”
吸引得许多过往行人纷纷站下围观。
我无心寻趣于“花枝俏”门前，怀着种“世人皆醉我亦醉”的心情，抑郁匆忙地跨过马路去，猛见“落幽燕”的一面墙上，也贴着两张大红纸。本不想看，按捺不下好奇心，又驻足看起来。
第一张大红纸，是“落幽燕”们《告革命群众书》，龙飞蛇舞写的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本店为促进广大革命顾客的世界观改造，从即日起，不擦桌子，不洗碗筷。服务员非顾客奴仆，饭店应办成顾客之家。顾客自己为自己服务，方显出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优越制度……”
我兜里从来没有足够在饭店吃顿饭的钱，“落幽燕”即使认为顾客该吃他们的剩饭剩菜才符合社会主义优越性也与我无关。我一向只理平头或学生头，而且一向只理不洗（为了节省一毛钱）。“花枝俏”的革命决定丝毫不损伤我什么利益。她们一个个郑重其事的模样，倒是令我不免地暗自肃然起敬。心想我们的社会主义搞了和我的岁数相等的时间，竟原来什么什么都没搞正确，连“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须重新辩证辩证，也真够叫人扫兴的！不免替我们的共和国深感遗憾。
我怀着这种遗憾继续往家走。经过大黄楼，又见楼前围着一群人在批斗谁。
大黄楼临马路。我家住楼后的一条小胡同，它是省作家协会和省歌剧舞院合资盖的一幢宿舍楼。居住的不是作家便是演员，贴在楼墙上的大字报一日三换。厚得可以当三合板用了。那些大字报比别处的大字报对于过往行人更有无限的吸引力。也为住在楼后胡同里的平民百姓提供津津乐道的谈资。
作家某某流氓成性，女演员某某原来是个“大破鞋”，女歌唱家某某和什么什么人物通奸……一些文学艺术界人士确有其事的隐私和无中生有的“丑行”，以大字报的形式被公开披露，一般市民倍觉开心。口传笔抄，乐此不疲。
“大黄楼又贴什么好大字报啦？”
“快去看吧，ｘｘｘ的生活作风问题也被揭发出来了！”
“是吗？！那吃了晚饭可得去看！”
“正有人在贴新的大字报呢，你吃了晚饭再去看，兴许就看不到了！”
“那我不吃饭了！”
我们那几条胡同的家长们，不止一次揪着耳朵扯着胳膊，将他们的小学的中学的儿子女儿们拽回家狠揍一顿，警告儿子女儿们不许再看大黄楼的大字报。生怕儿子女儿们从那些大字报学坏。揍也不顶事。当儿子的当女儿的挨过揍后还是“恶习难改”。
我每次经过大黄楼前，总是要站住看那些大字报，十七岁的我，对男女间事朦朦胧胧，似悟非悟，感到既神秘又羞怯。潜意识中蠢蠢然心向往之。那些男女间事因为不是写在小说里而是写在大字报上，那些男人女人因为不是小说中人物而是居住在大黄楼中的人物（并且只要我乐意，在他或她出入楼时，可以肆无忌惮地喝住他或她，往他或她脸上啐唾沫），使我心理上乃至生理上的冲动获得间接的满足。我常看得脸热心慌。
当年的我迷上了写诗。少年的诗往往和他们的梦一样，大抵都可以从中引出弗洛伊德性心理学说的佐证，我一心幻想将来成为大诗人。我已开始对美丽的女性产生倾慕之情。日记中写下过不少一吟三叹的患单相思症般的诗句。
我崇拜的一位本省的中年诗人住大黄楼内。他的两册薄薄的三十六开的诗集我都买了，他以写情诗而在本省小有名气。现在看来，他肯定深受“走西口”、“大车调”和“花儿”一类民歌风的影响，情诗写得颇有点“野”。最近我读“白雪遗音”，更认为他的情诗近于此格。
一天，大黄楼的楼墙上也出现了揭发他的大字报。将他与妻子恋爱时写给她的十几首情诗以隶书体抄录出来，冠以醒目标题──《请看一位“诗人”的丑陋面目》。
这十几首情诗都未经发表，其中几行，于今我仍记得：
如果我是姑娘，今天一位诗人用这样的诗句向我表达爱情，也许会感动我，但同时却会败坏我对诗的欣赏。可当年正是这样一些平庸的诗句，使那位诗人在爱情上大功告成。
那一天多少人在抄啊！“乳房”两个字下面，用红墨水画了粗横道。提示人们，“丑陋面目”并非无稽之谈。我也抄。也在“乳房”两个字下画横道。以后的许多天内，“乳房”两个字时时出现在我头脑中，由文字而演化为形象。再见到某些女人，我的目光便无法不朝她们胸上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