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头头说：“正确！历史老师不是讲过韩信钻人家裤裆的故事吗？咱们只不过是被吓得跑，没被吓得坐地跪下嘛！”
我说：“可也算被吓得抱头鼠窜了！”我因跑得急，心口窝怦怦乱跳。
当年，十七岁的我，对于死亡有一种过分敏感的恐惧。哪怕是最壮丽的死亡。我崇拜英勇就义，视死如归的精神。可我非常非常怕死。所以，当我们一行人离开军工学院走在路上，伙伴们被已经成为“八人”团盟军的心理所驱使，勇敢无畏地撕下红色造反团贴的大字报、大标语，或用粉笔在“红色造反团”前面写上“打倒”、“砸烂”之类字，将“红色造反团”画上ｘ时，我总是站得远远的，让伙伴们以为我是在为他们望风，其实是本能地左顾右盼，前睃后瞻。惟恐哪里隐藏着一支握在红色造反团的人手中的枪，枪口正瞄准着我自己。
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证明，我的恐惧并非神经脆弱──死人的事经常发生了。也正是这一点，后来使我对自己不得不参与，不能够不参与的这一场“大革命”产生了根本的也是肤浅的厌恶思想……
不久“八八”团交给我们一项任务──替他们守卫一处离我们学校不远的“查抄物资存放仓库”。
头头派给我二十名红卫兵战友，命我担任小队长，王文琪也在这二十名红卫兵战友之中。
那里原来是某工厂的车库。头头将钥匙交在我手里时，揶揄地说：“开开眼界吧，那里除了没有美女，什么都有！”
当我带着二十名部下，打开仓库门，开亮了灯时，我呆住了。
我的部下们也呆住了。
不是两盏普通的灯，是为夜晚便于看守而安装的两盏小太阳灯。封窗的仓库，被照耀得每个角落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什么都有！
贵重的家俱、衣物、艺术品，一张红松木八仙桌上，堆满了金银首饰，一个角落全是各种各样的我只有在电影里才看见过的钟表。有的还在走着，表弦发出高低不同的音响。而另一个角落，是成百上千册书。
一个部下轻轻拉开一张桌子的抽屉，失声惊叫：“天啊！”立刻推严，魂飞魄散似的呆望着大家，仿佛抽屉里有颗人头！
我走过去，重新拉开，也差点叫出一声“天啊”！
钱！拾元的，伍元的，壹元的，一捆压着一捆，摆了满满一抽屉。
部下全围上来看，全都目瞪口呆。我们做梦也不可能梦见那么多钱。
我梦见过钱。但梦见过的是铜币，一片一片遍地散布，俯拾即是。从没梦见过一捆一捆的拾元的钱，一捆一捆的壹元的钱也从没梦见过！
我轻轻推严了这个抽屉，觉得那一时刻我血管里的全部血液凝固了。我曾体会过无数次没有几毛钱或缺少几毛钱而看不成一场非常想看的电影、买不起一本非常想买的书那种特大的遗憾。也十分理解母亲每次要向邻居借钱时那种十分的为难。而钱对人所造成的足以打垮一个人的最高信仰的力量，我却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许多许多许多钱就是一种物质力量。
占有许多许多许多钱的人无疑是具有某种力量的人。那个沉重的抽屉当时使我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崇拜思想。思想上的崇拜是比占有欲更加彻底的征服！十七岁的我生平第一次被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物质彻底征服了！
无论什么，多便是一种征服力。
蚂蚁多了也会使人类跪下的。
我又轻轻拉开第二个抽屉──也是钱，一捆一捆。满满一抽屉。
第三个抽屉──仍是钱。
第四个抽屉──还是钱。
仓库里静极了。我的部下们好像一个个都停止了呼吸。
经久，不知是谁低声问：“能有多少？”是一种喉咙干渴的声音。
“十万！只多不少！”同样是喉咙干渴的声音。
我自己的喉咙也忽然变得干渴极了。我使劲儿咽下一口唾沫。
“元宝！”
一声惊呼。一个部下拉开了另一张桌子的抽屉。
我和其他人同时围了过去。
一抽屉黄澄澄的元宝。大的，小的，却并不闪闪发光。还有金条。长的，短的，也并不闪闪发光。
元宝和金条，只不过使我们感到好奇而已。没有像钱那样对我们产生直接的强大的震慑力。因为在当时，一个人有元宝和金条，会使他不安的。当然不是怕盗贼，是怕造反派。而一个人如果异想天开，用元宝和金条换取什么吃的，穿的，日常用的东西，将会引来横祸盖顶。所以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稀少而没多大实际价值的金属。甚至是不祥之物。
“一、二、三、四、五……”一个部下认真地数着。
“快来看这儿！”
我们立刻又围向另一张桌子。所有的抽屉里都是表。手表、怀表、镀金的、镀银的，带日历的、镶钻石的；方的、圆的；厚的、薄的。各式各样。
一只手伸向抽屉，拿起了一只。
“放下！”我喝了一句。他却没放下：“戴着玩玩嘛！”
“对，戴着玩玩，戴着玩玩！”
“我也来一只！”
“给我选一只带钻石的！”
“我不要带钻石的，我要带日历的！”
“他妈的！这是女表！老子换一只戴！”
转眼间，我的部下，每人腕上都戴了一只名贵的手表。有的一手戴一块。有的腕带手表，兜挂怀表。互相瞧着，都变成了颇有身份的人物似的。
“头儿，你也来一块戴，过过瘾嘛！”
六十年代，手表是高档商品。我们全家七口，只远在四川的父亲一个人有手表，从寄卖店买的。我的部下的父母，大概也只能戴得起上海表。谁的父母如果戴一块进口表，那是很值得吹嘘的。他们各自戴上的镀金的镀银的手表，镶钻石镶宝石的手表，他们的父母准和我的父母一样，连摸也没摸过。
戴一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的确是很过瘾的事。
于是我为自己挑选了一只比较大的，方形的，表壳表链都镀金的，看样子是老式的手表。像一个第一次穿新衣服的人似的，有些不好意思地戴在腕上。
表链凉森森的，使皮肤很舒服。
我严厉地说：“只许戴着玩，不许偷走！这里的东西肯定全登过记的，缺少了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背黑锅！”
“头儿，别一本正经了，这一点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一个部下走向堆衣物的角落，选了一件咖啡色西服在身上比量。
被人称作“头儿”，尽管是二十个人的“头儿”，也是种特殊的愉快。
“弟兄们，瞧我怎么样？”那个试衣服的部下转过身。
“嚯！……”
“真派呀！……”
大家一阵“友邦惊诧”。
但见他，不知何时脱掉了自己的衣服，换上了一套笔挺的西装，还系了领带（用系红领巾的系法）。头上，一顶呢礼帽端端正正，帽檐儿卡着眉毛。手臂煞有介事地横在胸前，悬挂一根漆木手杖。
俨然一个年轻绅士站在我们面前。
我和众人又奔向那堆衣物，开始脱衣服，脱裤子，脱鞋，各随其意，装扮自己。几分钟后，我们都不再是中学生红卫兵了。都变成少年绅士了。
一个个走来转去，都自以为风度翩翩，潇洒俊逸得不得了。互相打趣，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我忽然联想到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真希望我们不是什么鸟红卫兵，而是一伙海盗，这仓库就是“芝麻芝麻开门”的神秘山洞。那他妈的我们可就发了个“乞哧枯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