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派人来报信，说是某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因缺少经费，策划来抢这个仓库。我们颇紧张了几天。做好了种种进行武斗的准备。即使在那几天内，大家仍然手不释“卷”。并且互相叮嘱，一旦真的发生武斗，《春》、《夏》、《秋》、《冬》要分开揣在身上。人在书在。而对那些金条元宝，我们并不放在心上。白白紧张了几天，却没人来抢这个仓库。
不久，“八八”团亲自派人来，让我们将仓库里的一切物品都重新登记一下。
我奇怪地问：“难道你们没登记过吗？”
那个人说没有。
他看看这里，看看那里，拉开装钱的抽屉，拿出一捆拾元的钱，在手中抛了一下，有点舍不得地放了回去。又拉开装元宝和金条的抽屉，一手拿元宝，一手拿金条，两手同时抛了一下，也有点舍不得地放了回去。我们看不出他那种舍不得的样子，是假装的，还是真的。
他望着我们，问：“谁是头儿？”
我说：“我是。”
他又问：“你们谁也没有往家里偷过什么东西吧？”
我说：“查出来我承担罪名！”
“也没有分钱吧？”
“要是分了，罪加一等！”
他说：“那我要祝贺你们没犯这样的错误。我相信你们！”走到我们跟前，郑重地向我们伸出一只手，又说：“我代表‘八八’团感谢你们。”
那一时刻，自尊重新归复到我们心里了。我们都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原来并不像我们自己和我们互相认为的那样，都是下流胚子。
他一一握过我们的手，接着说：“两天后，要来卡车，将这里的一切东西都运走。”
我问：“运到哪去？做你们的经费吧？”
他说：“不，上交国库。我代表‘八八’团，每人发给你们二十元钱，算是你们这二十几天来的午餐补助费。”
自尊一旦归复到我们身上，我们又都想表现得更具有高风亮节了。我们都说不能收。收了，我们就都变成“低级趣味”的人了。都说我们是“八八”团的“盟军”，我们所做的，乃是红卫兵的天职，乃是应为“盟军”尽的义务。
他很受感动，说我们有这种认识，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愧是毛主席的真正的红卫兵。为了嘉奖我们在金钱和财宝面前秋毫无犯的品格──他强调说这种品格是很高贵的，我们不但应该受之无愧，他还应再给我们每人加拾元。
他这么说，就这么做，取一捆钱，当着我们的面儿数了一些，抽出来放在桌上。
“以革命的名义。每人三十元，一会儿你们自己分。”他将剩下的钱放回抽屉，两只手拍响了一下，举起让我们看。
“我没往自己兜里揣吧？”
我们默默望着他，纷纷摇头。
“我走了！”
他就走了。
他走后，大家的目光移向桌子，注视在我们的午餐补助费上。
三十元！
数目不小的一笔钱啊！
当年我父亲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才六十八元零几毛。
忽然大家扑向桌子，好像有谁下达了口令。
片刻大家离开了桌子，桌面儿上只剩下了三十元钱。拾元一张，三张。
我知道那是属于我的了。我也急步走到桌前，一张一张拿在手里。崭新的钱。新得发出摩擦声。我将钱对折起来，谨慎地揣入衣兜。
我衣兜里第一次揣过三十元钱。
那个“八八”团的人又回来了。
他说：“我拿走几本书。”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当反面教材，供批判用！”
我说：“那当然可以。”
于是他走向书堆去挑选。我们也跟过去想帮他挑选，他说不用我们帮他挑选，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要对哪些书进行“研究批判”。
我们就站在旁边看他自己挑选些什么书。
他挑选出了《怎么办》，《静静的顿河》全集、《猎人笔记》、《别林斯基选集》、《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我们的心》、《美国悲剧》……
他一声不响地挑选了三十多本。
他终于停止了挑选，说：“真想再多挑选几本。”
我说：“那你就再多挑选几本嘛。”
他笑了笑：“再多自行车带不了啦！”
我们找来绳子，帮他将那三十多本书捆好，拎出去，又帮他捆在自行车后座上。
他拍拍书，最后说：“这些书，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将在中国绝版了！”
我们默默望着他跨上自行车骑远。
那一天中午，我们用“午餐补助费”饱饱地吃了一顿面包和红肠。
下午，便开始清点，分门别类，注册登记。只有那堆书，因为太多，没有登记。
王文琪那几天不知为什么没来。有人提醒也应该给他三十元。我虽然心里记恨着他，但认为不给他“午餐补助”是不公正的。便当着大家的面儿，从抽屉里取出一捆拾元的钱，抽出三张，让一个部下转交给他。我也学“八八”团那个人的样，将那捆钱放入抽屉后，拍了拍手，举起来一会儿。
我问：“那四册‘小破书’呢？”
没人回答。
我警告说：“在谁那里，谁交出来！只要有一个人带出去一册，就可能为我们大家招惹是非！”
我的警告起了作用，四个部下从他们的背心内拿出了那四册“小破书”。
有一个人说：“烧了！”
部下们不知都怀着一种什么心理，一致支持烧了。不待我同意，他们就扔在地上烧了。
我觉得那火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邪恶的魔力的。
“太他妈的黄了！”
“写这本书的人准是个色鬼！”
大家又骂了一通。
第三天，开来了两辆大卡车，一些“八八”团的人，将“阿里巴巴的山洞”搬运一空。
我们又回到了学校……
在抄家运动中，究竟有多少金钱和财宝，从一代红卫兵们手中而过？这是无法计算的。但是我敢断定，从中占有的红卫兵，是为数极少的。他们抄，他们毁坏，他们以“革命的名义”闯入一个个富有的家庭，如同强盗。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掠夺。不是为了占有，他们相信那是很“革命”的行动。文化大革命也怂恿和鼓励他们的行动。说到底，他们还是为了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在他们的“革命”行动中，他们努力想要表现出的，乃是他们认为自己优秀的可贵的一面。但他们的行为和行动映照在历史的“哈哈镜”中，使他们的整体形象不可能不是扭曲的，堂．吉诃德式的，甚至是丑陋的，野蛮的，令人痛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