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审讯她时，她变得乖多了。淫荡之相，一扫而光。可怜之态，溢于言表。审讯者中有谁瞪她一眼，她就浑身打一哆嗦。问她什么，她回答什么。惧怕心理使她连半点羞耻也不顾了。
“你和几个男流氓乱搞过？”
“五六个。”
“到底是五个还是六个！！”
“五个……不，六个……让我想一想……还有一个，七个……”
“都被我们抓来了没有？！”
“被你们抓来了三个……”
“那四个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不老实！”
“我……”
两次审讯她，王文琪都站在一旁看。他的左眼眶紫青紫青的。有人告诉我，他回过一次家，跪在他母亲的病床前痛哭，却被他哥哥暴打一顿，打出了家门，追到街上打。
他只能仍和老校工住在一起。老校工开始还有些同情他，如今因他变得古里古怪，令人琢磨不透，厌烦他了。
我让人转交给他的三十元钱，他买酒买肉，胡花光了。他向好几个同学借过钱了。借了不还。埋藏在他心底里的那种不知根由的仇恨，也始于我而犯及众人。他谁都恨。跟他素无交往的人他也无缘无故地恨。有一天因为老校工说了一句他不愿听的话，他竟然要动手打老校工。同班的同学，同一派的红卫兵战友，都渐渐对他产生了恶感，不理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一点。
只对一件事他是非常在乎的──爱惜他的红卫兵袖标。常洗。没脏也洗。有一次他撬开了“总部”的锁，溜进去偷东西，被当场抓住。
问他想偷什么？
他不回答。
搜他身上，怀中搜出了好几条崭新的袖标。
“你偷这么多袖标干什么？”
“换着戴。洗了这条，戴上那条。”
他言之有理地回答，并不感到羞耻。
对他无奈。又因“家丑不可外扬”，怕“大无畏战斗队”得知后，借题发挥，对我们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不声不张地放掉了他。连从他身上搜出的那几条袖标也索性就给予了他。
于是他更有洗的了，洗得也更勤了。衣袖上，没有一时一刻不戴着袖标。所戴袖标永远是新的一样，没褶没皱的，红底黄字，比别人的袖标显得醒目而高贵。
可以说他在学校里无所事事，某些行动并不因他就住在地下室而通知他参加。他有时也感到无所事事的无聊，经常到校外去“单独活动”。衣袖上戴着红卫兵袖标，衣襟上别着毛主席像章，在经常贴出大字报的地方和经常进行大辩论的地方，瞧瞧，听听，东走走，西站站。他的全部“单独活动”的内容也就是如此而已。
自从学校里抓来了那些男女流氓，他有具体的事情干了。动辄拎着皮带，单独闯入分别关着男女流氓的地下室，也不审，也不问，阴沉着脸，一言不发，闯进去就抡起皮带，不分张三李四，劈头盖脑一顿抽。抽够了，拎着皮带，扬长而去。而这种事，常常发生在夜里。别人不知，唯老校工一人知道。后来老校工实在听不得那些男女流氓的哭喊哀叫，告诉了头头们。头头们起初并不在意──反正他打的是流氓。结果有一个女流氓不堪忍受，企图自杀，这才引起了头头们的重视。而且，他的“单独行动”，使头头们认为他蔑视了红卫兵组织的纪律性。
“谁允许你深更半夜一个人去打他们？”
“你们可以打他们，为什么我不可以打他们？”
他振振有词。
“我们？我们是经过了审讯的，对那些罪大恶极，作恶多端的，给予必要的惩罚！我们是区别对待的！”
“你们有什么样的权力，我也有什么样的权力！红卫兵的权力平等！”
头头们恼怒了。
“你如果再打他们，就将你开除出红卫兵组织，剥夺你红卫兵的一切权力！”
头头们对他提出了严厉警告。
这样的警告对他起了作用。似乎也只有这样的警告对他才起作用。
他以后果然不敢再擅自单独闯入地下室了，但进行审讯时，他总是要站立在一旁看。尤其审讯女流氓时，他更是不请自到。没人理他，他也丝毫不觉得自己多余。好像一个被熟人带到电影制片厂摄影棚或剧院排演厅的好奇者，阴沉着脸对最乏味的“戏”也观看得意领神会。他那种样子使她们不敢朝他瞥一眼。他那阴沉的脸色无疑使她们比对审讯者们更加害怕。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想要伤害她们。她们根本无法理解，究竟为什么这一个人比所有的红卫兵都更加仇恨她们。正如我根本无法理解，究竟为什么他仇恨我一样，有几次我暗暗观察他，从他那冷酷的目光中，我得出结论，他对这种审讯也是心怀仇恨的。也许因为他自己希望而又没有机会坐在审讯桌后对她们进行审讯吧？我只能这么猜疑。
想要抓的差不多都抓到了。想要惩罚的都严厉地惩罚过多次了。体现在审讯过程中的报复心理也获得满足了。男女流氓们被红卫兵们教训得一个个如同绵羊般驯服了。“红色恐怖”的狂飙也就从红卫兵们的心头啸过去了。
于是各中学红卫兵组织召开联合会议，向全市宣告，“红色恐怖”运动完成了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使命，已经过去。市民们心理紧张的日子也终于过去了。
红卫兵们，凭着他们的理想主义信徒式的热情，要筹集抄家财物为资金，建立“感化院”，将男女流氓个个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在“监禁”过程中表现好的或较好的，有单位的交给原单位的革命群众进行改造。没有工作单位的，敦促所在街道委员会负责，限期解决工作。表现不好的，强迫参加建立“感化院”的义务劳动，感化院落成后，收容第一批感化对象。
于是对被抓来的男女流氓们进行了一次集体“感化教育”，因为曾羞辱过他们用皮带抽过他们向他们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并当场宣读了将要被释放的人的名单。这些人被“感化”得热泪盈眶，阵阵高呼：“红卫兵万岁！”他们原以为自己不会活着回家了呢！他们对“红色恐怖”领教了，谈虎色变。
红卫兵也是“开后门儿”的，这一点又足以证明他们都是很有人情的。
“九虎十三鹰”那一“鹰”的小学同学，恳求我们的头头们，看在她这个红卫兵战友的面子上，释放那个“美丽的囚徒”。还要以一个红卫兵的神圣名义，担保“美丽的囚徒”改邪归正。
我们这一位女红卫兵战友，是我们这一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与其中一个头头并肩造反之前，不仅同班，而且同座，感情笃焉。许多人都深信不疑，他俩将来准成对。
她这个面子，他当然是给的。
他已给了面子，另外几个头头，也便送起顺水人情来。
她得了面子，很是高兴，告诉他们，她和“美丽的囚徒”，小学曾一块儿在市少年宫学过舞蹈。“美丽的囚徒”能歌善舞，不乏文艺细胞。因没考上中学，受父母责骂，被兄弟姐妹冷淡，坏人乘隙勾引，离家出走，身不由己，才一步步走向堕落泥沼的。
头头们听了，个个惋惜不已。有的说，使她重新做人，首要的一条，须帮助她解决职业。有的说，她果真改邪归正了，只要愿意，也可以加入红卫兵嘛──这符合毛主席“既要革命，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伟大教导。有的甚至还说，加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欢迎。一个女流氓被红卫兵改造为一个“毛泽东文艺宣传队”队员，更能证明红卫兵不但有改造全中国的气魄而且有改造全中国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