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亲到地下室将“美丽的囚徒”提出，陪见几个头头。
头头们一个个变得“温良恭俭让”，各自将说过的话又对“美丽的囚徒”当面重说一遍，继而好言安抚一番。
那“美丽的囚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痛哭失声，珠泪横流，发诅天咒地之誓，若辜负所望，死于非命。
头头们亦颇受感动，自不消说。
“美丽的囚徒”无颜独自回家，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将她安排在自己住过的图书室旁的一间小屋，答应明天亲自送她回家，告诫她的家人，不得再歧视她……
然而谁能想到，悲剧就发生在那天夜里。
第二天上午，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一推开那小屋的门，尖叫一声，昏晕过去。
“美丽的囚徒”被害死了！
死者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仰躺在水泥地上。面盖一块枕巾。从室内凌乱不堪的情形判断，她死前与凶手拚命反抗过。阳光照射在她的身体上。身体因失去了生命的缘故，异常白。周围却无血迹。
有一个胆大的，上前揭掉了死者脸上的枕巾。只见死者面目被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女同学们捂着眼睛从屋里往外跑。
那个胆大的，立刻又用枕巾盖住了死者的脸，心惊肉跳地退后一步。
男同学们一个个仿佛被定身法定住了。
戴袖标的，不戴袖标的，那一时刻，都感到被一种凶残的罪恶的氛围包围住了。
不知是谁肯定地低声说：“王文琪！”
这三个字仿佛一句命令，男同学们一个个由僵转活，一齐朝地下室跑。走廊里回响着嗯嗯的脚步声。
王文琪正在洗红卫兵袖标。
他见大家冲入地下室，停止了动作，拿着滴水的袖标缓缓直起腰，用心怀仇恨的目光望着大家。
大家也冷冷地盯视着他。
突然大家全扑上去揍他，将他打翻在地，踢、踩、跺。
却没听见他发出一声叫喊。
凶手果然是他。
那天夜里，他企图强奸她。她不从。他便用台灯底座砸死了她。然后用枕巾盖住她血肉模糊的脸，扒光了她的衣服，强奸了她尚柔软温暖的尸体……
老校工说什么也不愿再住地下室，提前退休回乡下老家去了。临走他对人说，他捡了一条命。他认为王文琪早晚是要杀一个人的。即使不杀死那姑娘，哪天夜里也会趁他熟睡之际杀死他。
“可惜了啦，正是黄花一般的年龄，长得体体面面的，死得惨啊！她是替我老头子做了鬼啊！”
他噙泪离开了学校。
我一回想起王文琪有时看着我那种仇恨的目光，就不禁浑身汗毛林立。我相信老校工的话。也许他还想杀死我，只是没寻找到机会吧？
为什么？
我不知道。
而当时所有在现场的同学，又为什么一经有一个人说出他的名字，就都断定凶手肯定是他呢？难道他们内心里都有过他早晚必定要杀一个人的预感吗？
我更应有这种预感，可我却没有过。
他究竟是因为无端的仇恨（我们都不怀疑他心底里是早埋下了这样一种仇恨的）而杀死了她，而奸污了她的尸体呢？还是因为受到她那成熟了的妙龄女性的肉体的吸引和诱惑而痛苦，才产生了一时冲动的罪恶念头，以至于失去了人性和理性呢？
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我回到家里，默默翻出小相册，从中找到我与王文琪合照的一张二寸照片，连同底片塞进了炉火中。
深深的悲哀使我心里难过得想哭一场。我承认我暗暗爱上了那个“美丽的囚徒”。爱，我相信首先是一种物质力量。心灵美引起敬意，但难以唤起爱情。爱一颗美好的心其实是大不真实的感情。爱是与形象的美所激起的被诱惑的迷乱同在的。其次才是心灵问题。这就是每当她被审讯时我总在场的原因。除了第一次审讯她时我没阻止得了别人对她的拷打，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她时，我都以巧妙的方式保护过她。我忘不了当我将一双自己的旧解放鞋扔给她时，她怯怯地看我一眼那种感激的目光……
我一心希望她能改邪归正，有个工作，某一天也有资格戴上红卫兵袖标，幻想着她以后加入了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王文琪凶杀案”震惊全市！
红卫兵们蒙受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成千上万群众拥向市公安局，呼吁严惩杀人凶手。他们的呼吁之声表达了他们对“红色恐怖”行动的强烈不满。如果说人民还能忍受任何形式的“革命”，却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恐怖。
几天后，全市到处张贴了判处刑事犯罪的布告。
红卫兵袖标不能保王文琪的命。虽然他有好几条。
他与那个强奸了一个女红卫兵的流氓同时判处死刑，同一天执行。
“红色恐怖”的最后一击，落在了红卫兵自己头上。
在许多红卫兵组织的联合请求下，为了顾全红卫兵的声誉，没有召开公审大会。布告上也没有印出“红卫兵”三个字。
行刑那一天，刑车从市区驶过，千万人围观，交通为之堵塞。
我们的组织内因有这样一个令人发指的杀人犯，名声扫地，红卫兵成批退出，三天后只剩几位光杆司令，不攻自散。
“大无畏战斗队”耀武扬威地接管了学校大权。
许多同学蹬着自行车，跟在刑车后，一直跟到黄山嘴子，亲眼目睹了行刑。
“这小子还没吓瘫，是自己从刑车上跳下来的！”
“喝令他跪下，他就乖乖跪下了，倒怪听话的！”
“他看见我了！”
“他死到临头，哪还有心思看你呀！”
“他是看见了我嘛。看见我之后，才低下头去的！”
“举枪的时候，他还回头看了一眼呢！”
“对，他是回头看了一眼！”
他们纷纷如此议论。
据说，他家没人去收尸。他的尸体被运到一所医院，做解剖用了……
第十二章 卧轨
大串联开始了！
这一运动中之运动的“先驱”者们，也许应首推某海运学院的一批红卫兵。他们高举“长征队”的旗帜，从城市徒步出发，历时近百日，风餐露宿，沿途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们抵达北京后，受到首都人民和红卫兵的热情欢迎。受到中央“文革”成员和毛主席的接见。
两报一刊发表联合社论，高度评价红卫兵小将们的“长征精神”。指出这一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起到“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长征队”尤其是红卫兵的“宣言”方式──如果历史需要，我们也可以创立前人创立过的一切丰功伟绩──其实并不是精神继承，而更是初萌于一代人潜意识的精神挑战。更是红卫兵革命理想主义涅槃中升华了的自我证明和自我检阅的激情。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人，只要是处在温饱线以上的，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是平凡。他们总希望自己应该是为了惊天地、泣鬼神而生存的。并且总相信自己完全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他们是不甘于仅仅做前人的辉煌历史的阅读者和英雄纪念碑的瞻仰者的。这是全人类的普遍的心理。正是这种心理煽起青年的一切超历史的欲望。减少他们面对某页伟大的历史感到无所作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