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红卫兵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英雄主义的梦想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梦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被饥饿破坏过。那无疑是很可悲很严重的破坏。而一旦包谷和高粱又可以填饱胃了，英雄意识也便又开始在他们的头脑中活跃了。何况红军所进行的长征就像是昨天的事。那一页历史太新了。创造那一页历史的伟人和英雄们也不算太老。文学、电影、话剧、歌曲、回忆录、陈列馆、纪念碑……一切可能的手段，一切可能的方式，一切可能的途径，都被调动起来，运用起来，目的是那么明确。缩短再缩短这太新的一页历史与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要永远永远使他们在它面前高唱颂歌，膜拜顶礼，做它那光荣的精神奴隶。
于是在他们预见可能会得到赞扬而非压制的情况下，他们便满怀豪情地进行自己的“长征”。希望自己的“长征”也被载入史册，也使后人同样对之高唱颂歌，膜拜顶礼。事实上，我们今天称之为一代人的“逆反”心理，完全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年代。不过这种“精神挑战”被肤浅地误解为“精神继承”罢了。倘若当年有人指出一代红卫兵心理上的“逆反”和“挑战”意向，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会感到是诽谤因而愤怒起来的。
前不久，我从一本杂志看到一则实事报导：在苏联的某座城市，有一条街道，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保卫这座城市而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命名。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才知道，他仍活着，并且就在这一座城市，每天无数次地经过那一条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常常看到青年人在街头他的半身塑像前致敬，默哀，献花圈。然而五十年来，他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过──那塑像就是我。后来在要把他的某些“遗物”陈列到英雄纪念馆时，他才不得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记者问他：“那是莫大的光荣，不是耻辱，你却为什么不愿代替你的塑像当之无愧地接受呢？”
已成耄耋之人的他回答：“在非常岁月，每一代人都能创造光荣，产生英雄。这是很寻常的事。”
杜鲁门的外孙，直至上小学一年级，才在课堂上知道，自己的外祖父原来当过美国总统。回到家里，他问母亲，为什么从没告诉过他？
母亲回答：“这也值得你骄傲吗？美国人中能当总统的人很多很多呀！”
一位苏联老红军战士和一位美国总统的女儿也是美国儿童的母亲的话，提供了人类在心理素质方面已经进步的参照例证。
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共和国对它的儿女们所进行的一切的，包括愿望最良好方式最有效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炫耀丰功伟绩，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味。历史一旦拿它来作精神统治的教科书，它的伟大和庄严实际上便开始丧失了。所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正中一代红卫兵下怀。所以下一代人的挑战──以“长征队”的升华了的行动体现的和以“造反有理”的彻底走向反面的行动体现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物极必反。
而林彪妄图篡改历史，取代“井冈山会师”中的朱总司令，其愚昧恰在于竟以为能够靠了一页光辉的历史来巩固自己在当代的地位。这是人类在心理素质方面没落的参照例证。
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布，红军是英雄好汉。
“长征队”也是宣言书，它向全中国宣布，红卫兵也是“英雄好汉”。
“一石激起千重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英雄好汉”们，纷纷开始了他们自己的长征。他们擎举起自己的旗帜，高唱着对自己的颂歌，满怀英雄主义的豪情，大踏步地走向延安、韶山、遵义、北京。沿途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进行“革命大串联”，播下一堆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种，以为如此等等的作为，也算是“丰功伟绩”了。以为自己也肯定将会彪炳史册了。以为自己在使全中国人民“免受二遍苦，二茬罪”的历史的严峻关头，也都不愧是一场大革命的弄潮儿，人民将来可能也会称他们为“大救星”，像感谢上帝一样感谢他们。当然，绝不是每一个红卫兵“长征队”队员都作如是想。目的也根本不在于投机，仅只是一种自我表现，自我证明。一种潜意识的“精神”挑战而已。如果历史客观地公平地发言，那么它应该承认也应该证明，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切行为，一切行动，都只不过是自我表现，自我证明而已，掺杂着压抑长久的充分的发泄，走向极端的英雄主义，对历史的变态的挑战意识，扭曲到妄想地步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还根本没有考虑到有什么投机的必要性，也还根本没有学会投机。
两报一刊又发表社论，敏锐地指出，红卫兵“长征队”的不断涌现告诉一切革命左派，进行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是革命左派们的一项任务，势在必行。
中央“文革”的首长们发表讲话：红卫兵和一切革命左派，全国各地都去去，欣赏欣赏大好河山也是理所应该的嘛！
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革命大串联好得很。
百万千万份传单，将中央“文革”首长们的讲话，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及毛主席对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红卫兵小将和一切革命左派的想念之情公告向全国。
毛主席想念我们，我们更想念毛主席！
以徒步长征的速度去到北京，去到毛主席身边，使毛主席他老人家感到，红卫兵小将和一切革命左派与他老人家是心心相连，息息相通的，显然太迟太迟太迟了！
于是他们在东西南北各条铁路线的各个车站拦截列车，强行登乘，都怀着十万火急的心情奔赴北京，“长征”在半途中的，也卷起了“长征队”的旗帜，改乘列车抵达北京后，再重新招展他们的旗帜，精神抖擞，飒爽英姿地行进在北京的大街上。反正也没人盘问他们究竟是走来的还是坐火车来的。
于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频频高呼：“红卫兵万岁！”“人民万岁！”
如今，已很难考证那些中央“文革”的“首长”们的讲话，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真伪。但我为了写这篇“自白”，从各种各样的人们那里借到的，求索到的当年的传单或小报上，白纸黑字、的的确确印着以上那些讲话，那些“最新指示”。而伟大领袖口中呼出的“红卫兵万岁”、“人民万岁”两句话，则是我亲耳听到的。
一次次长久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还不断地从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那一端走到这一端，还频频挥手，还时时以自己的声音回应千百万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涛。还要乘敞篷车（当然也是站着）来到千百万人中间。白天检阅过了，夜晚还要满足千百万人“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强烈愿望。仅白天的检阅，往往就延长至四小时，这对于七十多岁的老人家的身体，不能不承认是危害健康的。
中央“文革”开始替毛主席的身体忧虑和不安了。
先后八次声势浩大的检阅中，有幸陪同者几乎次次更换，某些人第一次检阅时还手持红宝书，第二次检阅时便不知“君今何往”了。要么上了“百丑图”，要么被报纸宣布为又一个“赫鲁雪夫”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