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遭到了一片咒骂。于是就有人挡住窗口。
“我下去上厕所！”她急了，那样子像要和挡住窗口的人拚命。
“她真是要上厕所，刚才你们没看见她上厕所没上成吗？”我忍不住替她从旁作证。
挡住窗口的人这才闪开，并帮助她从窗口爬了出去。
她一跳到站台上，就以百米决赛般的速度往厕所跑。半天才从厕所里出来。一从厕所里出来就跟着车上的人喊：“不到北京站，我们不下车！不到北京站，我们不下车！”膀胱轻松了，喊得比谁都响亮。
任我们在车上喊口号，没人理我们。广播也不再响了。
忽然列车又开动了，每一节车厢都爆发了欢呼声，以为胜利属于我们了。列车却只开动了一下便停了。车头甩下车厢，单独开走了。
大家终于明白，不到北京站，也得下车了。
几千人下了车，聚集在站台上。等待了将近四个小时，才有几辆临时征用的公共汽车开来，说是要分批送大家进北京城。于是几千人又包围了那几辆公共汽车……
从下午一点多直等至晚八点多，我才挤上接送最后一批人的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它行到半路熄火了。司机上上下下修了很久，没修好，告诉大家说发动机坏了。全车的人就对司机说好话，央求他再修。
看来司机也对那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恼火透顶，摘下一双沾满了油污的手套摔在发动机盖上，气呼呼地说：“你们都是毛主席大老远请到北京来的客人，如果这辆车还能往前开，我敢撒谎骗你们吗？”
大家听了他的话，觉得是实话。谅他也不敢骗我们，自认霉气，一个个沮丧地下车，分头拦截别的过往车辆。除了小汽车而外，不管什么车，拦住就上。
我随同一伙人拦住了一辆卡车。爬上车后，司机不知应该往哪儿开。
有的说：“开进北京城就行！”
有的说：“开到天安门广场去！”
有的说：“不，开到人民大会堂去！”
好像人民大会堂早已摆了一桌桌美食佳肴，毛主席他老人家和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正期待我们赴宴似的。
司机犹豫了一阵，说：“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前是不许停卡车的。我送你们到天坛公园吧，那儿有红卫兵接待站。”
大家说：“好！”
……
到了天坛公园，已至深夜。司机挺热心的，带领我们寻找到了“红卫兵接待站”──公园内的路灯下，一张办公桌，桌后两个披着棉军大衣的首都红卫兵。一男一女。男的站着。女的坐着。正没意思地说话。
他们对我们并不热情，甚至使我们感到极为冷淡。
那个女的首都红卫兵坐着没动。
那个男的首都红卫兵只对我们说了三个字：“跟我走。”
于是我们就都跟他走。那是个很黑的夜晚。我们没看到别的，只看到一株株粗大的松树。若非预先知道，我们谁也不会以为是走在公园里，倒肯定会以为是走在荒郊野外。
一些用崭新的席子围成的空间。二十几米一处，十几处。露天。露地。我们被领到那里，那个男的首都红卫兵说：“到了。”说罢转身而去。
大家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
这一切一切距离我们的想像差得太远太远了啊！
“哎哎哎，你别走哇！这儿能久住吗？”我们中的一个叫住了那个首都的男红卫兵。
“久住？”他因为被叫住了显得十分不高兴：“哪位中央‘文革’的首长批准你们久住了？有文件吗？”
“住一夜也太简陋点了吧？”
“简陋？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还没这么良好的条件呢！”
“下雨怎么办？”
“天气预报今夜没雨！”
“万一天气预报不准呢？”
“那你们就经受一次革命洗礼吧！”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呢？我们毕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请来的客人，你对我们的态度温和点行不行？”
“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主席给你们每个人寄请柬了吗？拿出来让我瞧瞧！中央‘文革’下达了文件，要求各地红卫兵派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你们为什么不听中央‘文革’的话？”
“谁不听中央‘文革’的话？”
“老子就是代表！十个里选一个选出来的！”
“我也是！”
大家被那个首都的男红卫兵激怒了，七言八语围攻他。有的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
我们中有一个女红卫兵忽然满腹委屈地哭了。她这一哭，带动几十个女红卫兵都哭起来。
于是大家放声悲歌：
哀哭和悲歌形成一股怨气，在天坛公园粗壮的老松之间缭绕不散，仿佛闹鬼。
那个首都的男红卫兵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说：“战友们，战友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友们，我的态度不好，我向你们道歉！可这个接待站的条件就是如此，叫我有什么办法呀！”
无人理睬他。哭的继续哭。唱的继续唱。都是没出过远门的。都是第一次到北京。都是又饥又渴。穿得都很单薄，在秋寒中都有些瑟瑟发抖。半夜三更的，没个温暖的归宿。怎能不哭，怎能不唱，怎能不想念毛泽东呢？
越哭越委屈。越唱越伤感。我是边流泪边唱。早知落这么个凄苦的下场，我才不来北京呢！我真希望毛主席听到我们的哭声和歌声，从睡眠中醒来，问警卫员：“是么子些人在哭嘲？是么子些人在唱嘲？是我的红卫兵小将吧？……”然后乘坐“红旗”轿车来到我们身旁，问饥问渴，问寒问暖，说一番能使我们感到幸福的话，将我们统统接往一个大宾馆……
毛主席当然是听不见的。
一个首都的女红卫兵听到了。因为她匆匆地走来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又哭又唱的！好像都在这里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似的！”
“他们嫌这里的接待条件太简陋。”
两个首都红卫兵商量了一阵，那个女的对我们说：“战友们，大家别哭啦。大家别唱啦。我们这个接待站，今天刚刚设立。所以，请战友们多多包涵！现在，我们马上去联络，争取尽快转送到别的接待站去！”
说完，他们一起走了。
半个多小时后，她独自回来，向我们说了几处可去的接待站，其中有一处设在地质学院。
“到地质学院去！大家听我的，到地质学院去！大家一定要听我的！”
我们中有一人大声疾呼。那是个戴眼镜的四十来岁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此前谁也没注意他的存在。有不少革命教师跟红卫兵一起进行“大串联”，他的年龄并未使我们哪一个感到诧异。
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正需要个挺身而出的组织者和代言人。大家便一致推选他为临时“领队”，都表示愿意听他的。
那个首都的女红卫兵又跑开打电话，找车。
一个小时后，我们拥上了一辆带纱窗帘的客车──据说是专接少数民族进京代表的。大家觉得待遇提高，自是都不免有得意之色。
那个首都的女红卫兵在车下向我们摆手告别。
我们终于可以有个好去处，而且待遇提高了，全亏她一人跑来跑去，大家赠她一片感谢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