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出天坛公园，我们的“领队”大声宣布了自己的身份──某中学教师，曾当过何长工的警卫员，故而极力主张我们全体跟他一块儿到地质学院接待站去。
有人发问：“何长工是谁？”
立刻有人嘲笑地回答：“连何长工是谁都不知道？老红军！长征过来的老革命上《红旗飘飘》上有他的回忆录！”
“领队”补充道：“何老是地质部部长。如果地质学院招待我们不周，我就亲自去找何老，叫何老批评他们！本来我是可以住到何老家的。既然我们无形中成了患难战友，我怎么忍心撇下你们呢？我是当教师的，革命教师是红卫兵的同盟军，你们就如同我自己的学生一样啊！”
他说得十分诚挚。大家又是一片感激之词。
有个看去只有十二三岁，大概刚读到初一的女孩天真地问“领队”，到北京来，是否也同她自己一样，只想亲眼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亲身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争取有机会和毛主席他老人家握一下手，当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面喊一句“毛主席万岁”？
“领队”深沉而庄严地告诉大家：他到北京来，愿望与我们相同，也不完全相同。他还负有特殊的也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替他所参加的那一派群众组织，通过何老的关系，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反映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请求毛主席说一句支持他所参加的那一派群众组织的话。
“我们那里是右派组织翻天，左派组织受苦哇！黑云压城城欲摧，血雨腥风扑面来。我们那一派几千名革命群众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如果我完不成使命，几千革命群众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啊！那我也绝不回去了，我将一头撞死在革命烈士纪念碑下，不成功，便成仁！甘洒满腔战士血，化作遍地革命花！”
他流下了悲壮的泪。
大家极受感动。我的眼眶湿了。在我心目中，“领队”那典型的四川人的身材，变得高大起来，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可歌可泣的光彩。
“甘洒满腔战士血，化作遍地革命花！”我暗暗牢记着这两句诗。当年许多人都诗才横溢。辩论也罢，演说也罢，煽动也罢，几乎无诗不开口，开口必有诗。好比京剧名角们的绝唱，不讨戏迷们个“满堂彩”不算绝。正是那些充分表达了顶天立地，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的铿锵诗句，最能感动人心，使人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对红卫兵来说，那是连空气中都饱含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正如今天对某些年轻人来说是不听流行歌曲就活不成的时代。我甚至认为，他若完不成使命，便一头撞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预先打算，比他随口说出的那两句诗更其杰勇豪烈，悲哉壮哉！倘我亦如他，负有几千人交托的神圣使命，必亦有如他一样的牺牲准备。倘完不成使命，必选择如他一样杰勇豪烈，悲哉壮哉的死法！那样的使命简直是一种至高的荣耀。那样的死去简直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只可惜来北京前，没谁交托我什么使命。母亲倒是千叮万嘱要我买一张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在一起的像。哈尔滨当时买不到。一个家庭中不见“林副统帅”的第二光辉形象，总是件让人心里不够安宁的事儿。无人过问，便也罢了。有人问罪，说不清楚。就算在北京得豁出头破血流抢着买才能买到，似乎毕竟有点谈不上“使命”感。自己心里一味儿当“使命”去完成，也毕竟不够神圣，悲不起来壮不起来，杰勇豪烈不起来。没有买到，辜负了母亲一人的叮嘱，似乎也犯不上一头撞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心里暗觉遗憾。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芒，在那英雄辈出的年代，也并非万众都能放射的。
车到地质学院，司机困得连连打哈欠，催促我们快下车。我们刚下了车，接待站里走出一个人，大声斥问司机：“你把他们都拉到这儿干什么？往哪儿安置？”
我们在那人眼里分明不是毛主席的客人，而是什么毫无用处白给谁也不愿要的东西。
司机嘟哝道：“他们吵吵嚷嚷地让我拉他们到这儿来嘛！”
“上车，上车，全上车！”那人像吆喝牲口似的，又吆喝我们上车。
我们处处受到这般冷漠的对待，一个个心中别提有多恼火，都默默地将屈辱的目光投向“领队”，谁也不敢乱开口讲话。在人屋檐下，暂且将头低啊！
“领队”上前道：“我是他们的领队，我……”
那人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你也上车，少啰嗦！”
“领队”加重语气道：“我当年是何老的警卫员！”
那人听罢，上下打量他一番，似乎有些怀疑地问：“真的？”
“领队”昂然答道：“我跟随了何老五六年，他全家的人都熟悉我！”
那人信了，大声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你哪儿也别想去了，留在这儿揭发反党分子何长工吧！”回头对接待站里喊：“何长工当年的警卫员送上门啦，把他押起来呀！”
于是呼啦啦拥出几个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纷纷问：
“谁是？谁是？”
“在哪儿？在哪儿？”
我们这才发现，楼墙上贴着大字报。水银灯下，赫然写的是──“打倒地质部最大的走资派何长工！”，“何长工”三字歪歪倒倒。画了鲜红的三个“× ”。
我们都替“领队”暗暗叫苦不迭。
那人用手一指他：“这个就是！”
他却还没发现大字标语，以军人的姿态一挺胸：“不错，我就是。”
他们不由分说，将他架入联络站屋里去了。
我们一个个呆若木鸡。
“你们还愣头愣脑的干什么？”
我们赶紧乖乖地上了车。
那人向司机交待几句，车又开了。
这一次我们被送到了地质部博物馆，天已蒙蒙亮。博物馆内，一排排陈列各种矿石的展览橱之间的过道，隔几步铺一块草垫子，没有席。东投西奔折腾了一夜，困得两眼皮往一块儿黏，踉跄到一块草垫子跟前，扑下去，不管它天塌地陷，倒头便睡。
一觉沉睡到下午三点多。醒了先找水龙头。找到水龙头，一口气儿喝了个够。待要洗漱时，却不知装毛巾肥皂牙膏牙刷的小布兜儿昨夜丢在何处了。进入厕所，脱下被臭汗湿透了几番的背心，权当毛巾用，拧大水量，痛痛快快地冲头洗脸。在水槽中捡了几小片别人丢弃的肥皂，裹在背心内猛搓一阵，搓掉汗臭味儿，自以为洗干净了，晾在窗框上。
然后就光脊梁穿着肮脏的外衣，徜徉出胡同口逛大街。不敢走远。不敢转弯。怕迷路，逛至西单，便跨过马路，从另一侧往回逛。衣兜里虽揣着五块钱，副食商店却是不进的，惟恐见了好吃的东西，受到诱惑掏出那五块钱花。
饿是饿极了。忍耐着。五点半开晚饭。逛到时间，就可饱饱地吃顿不花钱的饭了。
晚饭是馒头、咸菜、粥。馒头一两一个，小得秀气。每人两个。两个哪够填饱饿了两天两夜的肚子？幸而粥是不限量的。于是先可劲儿往肚子里灌粥。眼睛盯着粥桶。发现有人一碗粥刚喝了半碗，便端着碗去边喝边排队。喝完了，也差不多排到了。如是学之，又发现有人在这个饭口领了一份儿馒头，转向那个饭口，又可多领一份。也如是学之。见“先进”就学，以后掌握了这些经验，在一个多月的“大串联”中，从北到南，七省八市，没挨过饿。
吃饱了，一手拿着一个多领的馒头往外走。没料到门口有人把守，说是只许吃，不许往外带。早知如此，两个馒头便吃下去了，也不必可劲儿往肚子里灌粥。颇有些舍不得放入门口的竹筐里，待要转身回到桌旁再吃掉吧，肚子已是撑得很，多一口也咽不下去了。快快地留下两个馒头，懊恼自己往外走时没将馒头揣在衣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