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犹豫着。
我说：“少于十五元我是绝不卖的！谁在‘大串联’中不想带回几件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东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说出那个“卖”字来，便又坦率又巧妙地这么说下去：“白白送给你吧，我舍不得。我不过是象征性地与你交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
他仍犹豫着。
我见他犹豫不决，惟恐“交换”不成，便从草垫子下摸出那块矿石，往背心上一压，用不惜血本大牺牲的语气说：“十五元，两件难得的纪念品都归你！”
他终于开口了，只吐出一个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矿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也立刻从兜里掏出钱包来。他钱包里的钱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张的，就是五元一张的。厚厚的一叠，大概有一百多元。我们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才一百元。能带这么多钱进行“大串联”，令人羡慕啊！都说上海人“抠门儿”，我算信了！他有这么多钱，刚才却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个“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笔了！我有些后悔莫及。我若有经验，沉着点，兴许完全没必要再加上那块矿石。或者矿石另议价钱，五元八元的准也能“交换”出手。
他给了我一张拾元的票，一张伍元的票后，又问：“你还有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吗？”
我说：“没啦。就这两件，你也可以向许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兴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矿石，回到他的睡处，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锁。
看门的老头来通告大家：无论谁，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内必须离开，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检阅过我们了。这里即将开始接待下一批进京的红卫兵。
我还他大衣。
他说让我继续穿着盖着，走时还他。
那老头是我在“大串联”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个北京人了，无数次路过地质博物馆那条胡同。每次路过，都会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许已经去世了。
第十六章 离开四川
第二天，我挤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
我学习那个沈阳女红卫兵的“先进经验”，一上了火车，就一头钻入座位底下。我原以为这是一“绝招”，没想到如是者并非我一人。座位底下另是“一重世界”，甘为“人下人”的还真不少。并且预先早有所准备，带了水和干粮。红卫兵四海之内皆兄弟。感谢他们的关怀和爱护，我饿了分给我干粮。我渴了施给我水。一路总算没太饿着，也没太渴着。也不敢吃得太饱，喝得太足──怕不断上厕所。在座位底下互相交谈，没话可谈时就睡。
三天四夜后，顺利到达成都，虽然比正常运行时间长了三倍，但一路无凶无险，亦可谓之“顺利”。
出了成都火车站，第一个印象是恐怖──几十个红卫兵，正在车站对面往一堵墙上贴大字报，大字报是用红墨水写的，龙飞蛇舞，洋洋洒洒万余言，十几张，贴满了那堵墙。没心思上前去详看内容，只瞥见了“蓉城惨案”一行标题。贴在墙上的三分之一是无字白纸，不知留待何用，远远地站住看究竟。
只见一个红卫兵，手持一把笤帚，其柄两米多长，笤帚头正在桶里翻来覆去地蘸着，像一位大书法家正在润笔。
另一个红卫兵，将半盆糨糊倒入桶内，用棍子猛搅一阵。那持笤帚的，终于要大显身手了，拉开架势，似乎还运足了丹田之气，以帚作笔，高高举将起来，刷刷刷，果然身手不凡，确乎弄墨“骚客”，反撇倒书，正横斜挑，一笔写出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字──血！
写罢弃帚，退后几步，拭手自赏。
他的一个伙伴，提起那桶，如往墙上泼水救火般，尽力一拨，满墙顿时“鲜血淋漓”。搅和了糨糊的红墨水，黏黏糊糊，嘀嘀嗒嗒往下淌。桶也不要了，盆也不要了，笤帚也不要了，他们扬长而去，见者避之惟恐不及。
我被惊呆在那里，觉得“天府之国”，似乎处处充满杀机，潜伏着祸及生命的凶兆。
召回胆魂，稳定了心神，茫茫然又往前走。暗想：老子也是顶天立地一个红卫兵，怕个鸟血字怎的！
忽然许多人朝一个方向跑去。闻说那里造反派要当众惩办一个“女匪首”。我便联想到在读过的一些书中，国民党称共产党“共匪”，称女共产党“女匪”，进而联想到“双枪老太婆”，联想到“黄英姑”。莫非四川出了一批武装反革命，为首的又是个女性？
心中好生狐疑，不免要打听个明白。不敢问男人，觉着当地的男人们看上去都有点凶。便问一个卖烤地瓜的年轻媳妇。媳妇虽年轻，在这年月不造反，卖地瓜，足见是个“良家妇女”，不属“孙二娘”或“顾大嫂”一类。为讨她几分好，先买了她一个地瓜吃着，然后才搭讪地问。
她告诉我，成都有一派群众组织，被对立派宣布为“匪派”，扬言要“剿尽灭绝”。
她善良地劝告我：“小兄弟，千万莫多管闲事！成都兵荒马乱的，你小小年纪，此地可不便久留啊！”
我谢过她的善良劝告，吃着地瓜走开。本想不看那当众惩办“女匪”的热闹，却按捺不下强烈的好奇心，身不由己地还是跟在众多的人们后边去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被造反派们五花大绑地押着。一个造反派当众宣读她的罪状，特务、大破鞋、以色相拉拢腐蚀真正的革命左派领袖、挑动群众斗群众、散布反中央“文革”的言论──总之是十恶不赦，罄竹难书。
当街支着一口大锅，锅内是烧着的沥青。罪状宣读完毕，几个造反派就将她举起，抛入锅中。溅出了许多沥青。
人们站得远远地看。默默地看。
那女人在大锅中扭动着身躯，因被五花大绑，站不起来，像一条大鱼，头尾翘在锅沿外，身躯在沥青中煎着。顷刻“煎”得焦黑，却始终只是挣扎着，不停地扭动身躯，并不发出痛苦的或不屈的叫喊。以为她格外的坚强。听身旁的人议论才知道，是嘴里被塞满了棉花……
造反派们撤下她，拥上一辆卡车，卡车呼地开走了。
她仍在锅中挣扎，扭动。
忽然一个男人一手扯着一个女孩跑到那口锅前，想必是她的丈夫和两个女儿，丈夫哭，女孩也哭，都跑着哭。却不敢推倒那锅，或扶她从锅中出来。但眼见妻子、母亲在受罪，解救之心毕竟急迫。一个男人两个女孩就双手往锅外捧沥青。看他们那样子，沥青是很烫手的。
一个卖豆汁的中年汉子，远远地将一把铁勺扔过去。那男人就飞快地用铁勺往锅外泼沥青──
在所有我亲眼见过的刺激性的场面中，那是最残忍最无人性的一次。后来我听说过许多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可怕的事，比如内蒙古对所谓“内人党”的拷打逼供，比如某省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只要他们半票以上举手通过，就可将一个人“就地正法”──而且采取的是砍头的方式，谓之“节约闹革命”。据说当年一颗子弹三角七分钱。如今人民币贬值，肯定不止三角七分钱了吧？“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后来被证实是实有其事，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制止。若细查当年中央“文革”首长们的讲话，会寻找到历史根据的。如果他们当年的讲话材料仍全部被保存无遗的话。又比如将重铅块用细铁丝吊在女人的奶头上──用电影照明灯的强光照射人眼，使人眼花在什么也看不清的情况下遭受毒打──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剧家海默就是如此死去的……但毕竟都是耳闻，而非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