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亲眼目睹，我是真的毛骨悚然，魂飞魄散了。
忽然又开来一辆卡车。车上跳下另一派人──“匪派”的人们。他们从沥青锅中救出了他们的“战友”，当众替她恢复了名誉，宣告她是他们的“钢铁战士”，是当代的“江姐”，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榜样……
接着高呼一阵口号：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血债要用血来还！”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屈服！”
“只要生命在，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喊了一阵口号，撒了一阵传单，他们将他们的“钢铁战士”扶上车，悲壮地唱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就义歌》：
卡车缓缓地行驶，歌声久久地回荡……
下午，我在成都气象学校住下了。于今，已记不清是怎么住到那里去的了。
那一天白天很阴。傍晚开始下雨。潇潇细雨，似无晴期。
“秋风秋雨愁煞人。”
住的是教室。水泥地上有草。草上有席。地是潮的。草是潮的。席是潮的。一人一床棉絮。棉絮也是潮的。不知被多少人盖过了，已蹬扯得没个形状，乱糟糟的一团。教室明明有窗，临街的墙壁和屋顶之间，露着一尺天，不知何缘何故。
虽然到了南方，夜间照样很冷。缩头缩脚，全身钻在棉团里续窝，像一只耗子。那教室里悬的不是日光灯，而是灯泡。那一夜，那教室里只有我和一个来自宝鸡的中学红卫兵。他也冷得睡不着，从棉团中扯出我，让我用肩托着他，帮他降下灯泡。我便遵命。电线挺长挺长，用绳扎着。降下来后，离地面半米高。二百度的，散发着一环热。他将他的草和席移近我，灯泡吊在我俩之间，我们都觉着暖和了些。他告诉我，明天人民南路广场要召开斗争李井泉、李大章的万人大会。我问他李井泉是谁？李大章又是谁，他显出讥笑我所知太少的样子，说一个是西南最大的“走资派”，一个是四川最大的“走资派”，邀我同去参加万人大会。我不感兴趣，又不愿扫他的兴，嗯嗯啊啊地答应着，迷迷糊糊地睡了。
我是被他弄醒的。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了，他将两个用传单包着的馒头放在我的席子上，催我快吃，吃完和他一块去人民南路广场。我见外面仍下雨，不愿去，但昨晚已答应了，况且人家先起来，给我带回了早饭，也没个什么理由推脱。匆匆地吃下那两个馒头，下楼去洗了脸，在他的带领下向广场出发。我们到时，广场已坐满了人。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当年，批斗“走资派”是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的首要“革命任务”。工人不参加扣工资（“金钱挂帅”、“物质刺激”早已批臭，没奖金，劳动模范只发奖状。故无奖金可扣。对于工人阶级，扣工资是挺要命的事，故他们不敢不去）；农民不参加扣工分，虽然是二季稻待收季节，他们也得去。没专车接他们。他们是起五更早，三四十里五六十里远徒步赶进城的。他们到得最早，大多数坐在批斗台最前边，耐心地等待批斗大会开始。他们显得比工人阶级更有纪律性。因为他们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阶级”，而是“依靠对象”，是配角。所以他们的纪律性体现着他们传统的良好修养，不喧宾夺主。
大学红卫兵是这次万人批斗大会事前的决策者，现场的组织者。在这种气氛庄严而情形恢宏的时候，往往就轮不到初中和高中红卫兵们表现自己了。东西南北中，各地全一样。中学红卫兵，只有得到大学红卫兵的“恩准”，才配有机会有资格也“沾光”表现表现自己。比如推选一两个头儿荣幸地和大学红卫兵领袖们共坐台上，争取一两个上台读批判稿的代表权，喊口号助威……
我和那个来自宝鸡的红卫兵坐得离台很远。看不清台上人的面目，也就无从知道那一天台上有没有荣幸地坐着中学红卫兵。
令我惊奇的是，在四川和成都各大学的宣传车中，竟发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宣传车！早就听说他们的口号是──哪里有“走资派”，哪里有我红色造反团！哪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最险恶，哪里有我战士以一当十，冲锋陷阵！可万万没想到他们的宣传车会出现在成都，几千里啊！
我指着车对那个宝鸡红卫兵说：“看，我们哈军工的宣传车！”不无自豪感。
不料他回答：“我在宝鸡早见过了，就是这一辆！”
我不信。他却说出了这辆车的牌号。
我认为他信口胡扯。
他便非拽我去看。被他拽到那辆车前，见牌号果如他说的一样。不由人不信他们当真是以一当十、冲锋陷阵的勇猛闯将。我心里暗暗对他们佩服极了。为自己晚出生了几年好不自卑！大学红卫兵才算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叱吒风云的一代“风流人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将来文化大革命史上的丰功伟业，可能尽被他们占去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们！他们！！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我们！我们中学红卫兵，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儿童团！用句俗话讲──“催巴儿”！
我本来就是勉强被那个宝鸡小子拉来的，这种思想更使我参加这一次万人批斗大会的情绪低落十分。我幻想着，若我也是一位大学红卫兵领袖，此刻坐在批斗台上，一呼百应，千应，万应！什么李大章、李井泉的，乃至比他们地位更高，功劳更显赫的什么什么人物，都在我面前低下头，弯下腰，口称“有罪，有罪”，“该死，该死”，那是何等的威仪？怎样的一种自我感觉？有机会自我表现这么一次，也就不枉为人一世了！
我正兀自在那里想入非非地发呆发痴，猛听批斗台上三声礼炮震天价响。响过，《造反有理歌》续音而起：
一个身材很高很瘦的红卫兵，走到台前，上下挥舞长臂，指挥台下万众跟着广播器唱（当年没有录音机，广播器播出的是唱片）。
于是工人也唱。农民也唱。四川口音唱这首歌，尤其是坐在台前的四川农民唱这首歌，咬字不准，腔调不正。“克”听来似乎是“K ”，“绪”听来似乎是“具”，“造反有理”听来似乎是“炒饭有米”。从头至尾，如唱花鼓。少了理直气壮的战斗性，多了地方曲艺的韵味儿。
全体唱毕，主持者宣布批斗大会开始。
他说道：“三声礼炮，代表红卫兵已经诞生了三个月。我们就是要在庆贺红卫兵诞生的礼炮声中，在‘造反有理’的凯歌声中，展开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猛烈进攻，摧枯拉朽，绝不留情！将李大章、李井泉等押上台来！”
于是在一个女大学红卫兵尖锐的“打倒”口号声中，但见一行五六人，个个头戴高高的纸帽，胸挂大大的牌子，接受宣判的罪犯似的被押上了台。离得太远，我想站起看清，究竟哪两个牌子写著“李大章”和“李井泉”，那个来自宝鸡的红卫兵使劲扯了我的衣角一下，低声说：“安分坐着，别惹麻烦！”我左右瞥了瞥四周维持秩序的红卫兵纠察队，没敢往起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