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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了一遍又一遍。那种情况下,不反覆唱这首语录歌,他们确实“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贫下中农将红卫兵教训够了,纷纷跳下台来。

台上的红卫兵,一个个爬起,站到一块儿,手臂挽着手臂,齐声朗诵: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一派悲剧英雄的气概。

贫下中农们又愤怒了。他们吆喝著号子:“一、二、一、二、一……二!”轰然一声,将用竹竿搭成的偌大一个台子推倒了……

会场顿时大乱,如同《水浒》中梁山好汉们大闹法场的情形。

“不给他们开这个会了呀!”

“回家!回家!回家割谷子去!”

“咒骂贫下中农,就是咒骂革命!”

农民们发一阵喊,一群群怫怫然四散而去……

工人们觉得光唱“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怪没趣的,也便不再唱了,也便纷纷离去……

这当儿开来了红卫兵的大队人马,高擎着一面大红旗──上绣“造反总司令部”六个字。是四川医学院(也可能是成都医学院,记不清了)的红卫兵,闻讯前来解围。

挨揍的多数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人。他们的宣传车也被农民们临散时推翻。

“川医”的红卫兵帮他们搁起宣传车,与他们噙泪拥抱,说些“战友们受委屈了,我们来晚了一步”、“斗争是曲折的,但最后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伤在你们身上,疼在我们心上”之类的话。

还赠送他们一块大匾──“红色堡垒”。

红卫兵记者频频摄下一个个感人的镜头,一个个会场遭到严重破坏的镜头,以作历史性的纪念和揭穿事件真相的证明。

我和那个宝鸡红卫兵往回走时,他问:“今大不算白来吧?”

我说:“不算白来。”

“这场面很值得一看。”

“是很值得一看。”

“瞧着吧,李大章、李井泉为此准又多了一条罪状。”

“今天的事儿跟他们无关啊,咱们不是亲眼看到的吗?”

“跟他们无关?咱们看到的是表面现象。毛主席说,凡是发生武斗的地方,幕后必定有‘走资派’在进行挑拨!”

“可今天的事儿确实跟他们无关啊!他们不是还竭力制止来着吗?你没听见他们喊,要打,都往他们身上打吗?”

“那是‘走资派’们惯用的伎俩!‘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正像许多演员,演惯了反面角色,扮演正面角色总是不那么像。’老弟,看来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哇!”

我便不吭声了。暗想:我他妈的碰到了一个“活学活用”的标兵!倒显得我好像从没翻过《毛主席语录》似的,竟有点反感他了。但我不想得罪他。他是伴儿。唯一的伴儿。而且怪热心的。在这“兵荒马乱”的城市──那个卖烤地瓜的年轻媳妇的说法,有个伴儿总比没个伴儿强!得罪了他,我们俩横眉竖眼地住在同一间潮湿的教室里,那可就太别扭了。

他是个识趣儿的,看出了我的不悦,又讨好地要请我吃碗“醪糟”。大概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样,也惟恐得罪了我。

于是我们就寻找地方去吃“醪糟”。他身上带的钱还不如我身上带的钱多,结果是我反过来请了他,一人来了两碗。于是我们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彼此留名,留地址,叮嘱以后要经常通信,仿佛相见恨晚。他叫鲍红卫。

第二天,满市出现了大标语:

“李大章、李井泉挑拨贫下中农殴打红卫兵小将绝没有好下场!”

“李大章、李井泉是昨日武斗的罪魁祸首,罪责难逃!”证实了鲍红卫的预言。

我无心在成都等待看李大章、李井泉的“下场”,惦念着父亲,恨不得立刻就前往乐山。父亲属于“大三线”建筑单位,信封上从没写过具体地址,只写邮政代号。到了乐山,又往哪里去找呢?思来谋去,决定先到邮电局问清具体地址。

邮电局却不肯告诉我,说那是保密单位,正在进行备战军事工程,已实行了军管。我苦苦哀求,大家守口如瓶。只得给父亲拍了封电报,抱着父亲也许能来见我一面的微茫希望,沮丧地回到了住处。

鲍红卫看出了我有心事,追问,真诚表示不管我忧愁的是什么事儿,都愿替我出主意想办法成全我。

我便告诉了他。

他听后,说:“这你忧愁什么呢?既然电报已经拍了,你已经到了成都,你父亲还能不赶来见你一面吗?”

我说:“就怕他来不成啊!”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阵,又问:“你父亲……有什么问题吧?”

我连连摇头。“没有,没有,半点儿没有!正牌工人阶级!”

他也就不再问了。但分明不相信我的话。

第三天,雨还不停。下得人无精打采。

鲍红卫又动员我去参观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庄园,我说身体疲乏,路又太远,得乘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不想去。他就耐心动员我,说机会难得,接受一次忆苦教育,大有必要。

我也认为大有必要。这是一种自觉。倘回到哈尔滨,被人问,去了四川,为什么不去参观刘文彩的庄园,放弃了一次接受忆苦教育的机会?我将如何问答呢?还是去的好。兴许有机会在全校作一次报告呢!

我当年非常渴望能有这样一次机会。

于是我们说去就去。长途公共汽车站人很多,几乎全部是要到大邑县参观刘文彩庄园的!比今天旅游者去参观什么不睹为憾的古迹者多得多!看来人们接受“忆苦”教育的自觉性相当高。行驶别的路线的长途汽车,也都临时改行大邑县,为了满足革命群众的愿望。

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却不见了鲍红卫。车开了,在车上高叫他的名字,无人应答。心想他是没挤上这辆车。

几个小时后,车到大邑县,站得腰酸腿麻,颠得晕头转向。一下车,就呕吐。吐得翻肠倒胃,瘫软无力,冷汗层出。

想那鲍红卫与我失散了,一定很着急。与没见过世面的我相比,他仿佛是个在“风口浪尖”上闯荡自如的人。他处处表现得有义务照顾我,我也觉得确实很需要他的照顾,尤其在这会儿。就不敢远离车站,眼巴巴地在凄雨中盼着下辆车到来。

下辆车终于到来,不见他的踪影。眼巴巴地盼再下一辆车到来。再下一辆车终于也到来了,仍不见他的踪影。望眼欲穿地盼来了五六辆车,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可谓“望断梧桐树,不见凤凰来”。

车站也没个避雨处,浑身上下早已淋透。他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挺为他担着颗心。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车站,踩着泥泞走向刘文彩的庄园。迷蒙雨嶂之中,那四川恶霸地主的庄园,灰色的门楼,灰色的宅围,宛如隔着历史重现在眼前的墓茔。它远没有我预先想像的那么宏伟。不像我读过的某些西方小说中的贵族阶级的城堡。与之相比较,它简直又小气又土气,首先使我产生的是……鄙视。

中国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比西方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可能有一点是不同的,后者即使在荒淫无耻的享乐方面也热衷于追求最新的事物,而前者即使在荒淫无耻的享乐方面也散发着腐朽熏人的臭气。

亲眼看到了“水牢”。担任解说员的是“水牢”的幸存者,一位农民妇女,现任乡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