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看到了刘文彩命“狗腿子”淹死农民小孩的那口井。
亲眼看到了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种种刑具。将农民的口鼻封住，用气筒从肛门往肚子里打气，直至肠胃在腹中胀破而死！这种惨绝人寰的杀人方式，当时千真万确激起了我内心强烈无比的阶级仇恨。
一方面是血和泪，另一方面是穷奢极欲。刘文彩要是仍活着，我会和那些参观者一起，将他用乱石砸成肉酱的。
这次参观，是我在“大串联”中唯一不后悔的一件事。使十七岁的我，懂得了“解放”对全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革命！这一点，在今天，仍是我不能放弃的观点。永不放弃。
但是，那一次自觉接受的“忆苦”教育，却在我的思想中起到了另一种作用。是对另一种开始渐渐产生动摇和怀疑的思想的强化。产生了另一种自觉。
“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否则，中国将会变颜色，倒退回资本主义去，将千百万人头落地……”
毛主席是这么说的。
我一边参观，一边不由得想到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所有那些参观者，可能当时都不由得想到了毛主席这一教导吧？我暗暗反省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不够积极的表现，觉得自己太有负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忏悔竟使我心里很难过。恨不得当即对什么人发个重誓，保证今后积极地充满热忱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心内才会轻松些。
农民们在附近摆了许多吃食担子，卖茶蛋，卖糍粑，卖“醪糟”，卖汤圆。我又饥又渴，就去吃，要了几块糍粑，要了两碗“醪糟”──请过鲍红卫一次，觉得那东西很好吃，掏钱时，才发现衣兜儿空了，一分没有。记得昨天晚上，还点过一次的，在北京与那个上海红卫兵“交换”时的十五元钱没花，加上原先剩的两元多，一共是十七元多，全丢了！在哪儿丢的呢？今天在长途汽车上丢的？不太可能，钱是装在内衣兜的，内衣兜仍扣着！车上人挤人，再高明的扒手，也不可能将手从我领口伸入衣内，偷去了我的钱还将内衣扣给我扣上呀！再说，我也根本不像兜里揣着不少钱，很惹扒手注意的人呀！并且，在“大串联”中偷一个红卫兵的钱，未免太胆大包天了！是一般的扒手敢想而不敢为的。
但钱毕竟是没有了！无奈只好对卖主赔以尴尬的笑脸，好言奉退。有碗“醪糟”，我已端起喝了两口。卖主当然不满，嘟嘟哝哝。
我也觉着自己理亏，从头上摘下蓝卡叽布的单帽，羞红了脸问可否顶钱？
卖主翻了我一眼，说：“你都喝了，我不干又能怎么样你？”
我匆匆吃掉那碗“醪糟”，舍了帽子，狼狈而去。
心中十分怨恨鲍红卫，不是他百般动员我来接受这次“忆苦”教育，哪会丢了钱，致使身上一文不名呢？
无心继续接受“忆苦”教育，垂头丧气地上了一辆往城里返的车。一肚子霉气怨气，准备见了鲍红卫发泄。
回到住处，却不见鲍红卫。他到哪去了呢？独自闷坐至天黑，仍不见他归来。呆呆地注视着墙壁，发现他挂在墙上的手提包不在了。
猛然地想到，偷我钱的正是这个与我“相见恨晚”的鲍红卫吧？
噔噔噔跑下楼，到“接待处”一问，他已离开了。
再问他离开的时间，恍然大悟：原来他昨晚趁我熟睡之机，偷去了我的钱，今天一早就将我骗出去，瞅着我挤上了车，他便赶回来提了他的手提包溜之大吉！
好个狡猾的东西！给我留下几元也算讲点阶级感情呀！
我躲到一个房角痛哭了一场。
当夜我病了，发高烧，说胡话。三四天后，高烧才渐退。
那天早晨，我虽醒了，却闭着眼睛，听到有脚步轻微地走进了我住的那间教室。成都不是北京，来“大串联”的红卫兵不多。住在气象学校的更有限。自从那个鲍红卫离去后，那间教室里就只有我了，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进来的人走到我跟前，我才缓缓睁开眼睛：一个姑娘双手捧着一碗面条，蹲在我身边。短发，清瘦而文静的脸，戴着一副细框的近视眼镜，身穿一套洗得泛白了的蓝衣服，脚着一双扣襻旧布鞋，鞋尖包着黑皮革，没穿袜子。看样子她比我大三四岁。
我说：“大姐，这几天都是你照顾我吧？”忆起在高烧中我曾靠在一个人怀里，那人喂我药，喂我水，喂我饭。还用热毛巾替我擦过脸，擦过手。想必定是她了。
她听了我的话，垂下头，低声说：“别叫我大姐，我是‘走资派’的女儿。”
我听了她的话，一时怔怔地注视着她，竟再不知说什么好。
她说：“张口。”
我说：“我自己端着碗吃吧！”
她说：“碗挺烫的，还是我喂你吃好。”
我像个乖孩子似的，听话地张开了口。
她用筷子挑着面条，一口口喂我。将面条喂我吃完了，又搂着我的肩，使我靠在她怀里，仍替我端着碗，让我喝光了面汤。
之后，她扶我躺下，低头望着我问：“饱了吗？没饱我再给你到食堂去端一碗来。”
我说：“饱了！”
她问：“真的？”
我说：“真的。”
“你知道你发烧多少度？”
“我都烧糊涂了，哪能知道？”
“连续两天三十九度八啊！第三天才退了一度多。”
“大姐，我怎么谢你呢？”虽然她是走资派的女儿，我心中也不能不对她充满感激之情。
“你又叫我大姐！被他们听到了会批评你阶级感情不对头！”她说得很严肃。
我说：“我偏叫你大姐……”
她微微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很快便从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又说：“其实你也完全不必感谢我。要感谢，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吩咐我照顾你的。照顾不周，我罪加一等。”
我问：“他们是谁？”
她回答：“接待站的红卫兵们。”
我又问：“你有什么罪？”
她回答：“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是‘走资派’的女儿。我父亲原先是省政府的干部。”
她的声音很低，或者应该说很平静。并听不出有什么自感卑下的意味。也许她已习惯了是一个“走资派”的女儿吧？文化大革命中，某些“走资派”的儿女们，内心里是很刚强的。无论现实对他们或她们多么冷酷无情，他或她们都采取坚韧的态度生活下去。仿佛他或她们心中保存着一个不泯的信念，一个不死灭的希望。那信念那希望究竟是什么呢？要知道，按当年的情形看，他或她们可能“永世不得翻身”的呀！我难以理解他或她们。也对他或她们的坚韧怀着不敢流露丝毫的敬意。
她问我：“你十几岁？”
我说：“十七岁。”
她说：“你和我的弟弟同样年龄。”
我问：“你弟弟也是六六届初三吗？”
一道阴影从她那双忧郁的眼睛里掠过。她点了一下头，说：“我父亲跳楼自杀未成，他受了刺激，疯了。被我母亲送到乡下我外婆家去了。”
我后悔不该问她最后那句话。
她又说：“那么现在我去打盆热水来，给你好好洗次脸吧！”说罢，转身走了。她那神情告诉我，她认为自己已经跟我这个红卫兵交谈得过多了。
我说：“我一会儿起来自己洗！”
她站住了，扭回头，用温良的目光望着我说：“你的身体一定很虚弱，还是让我给你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