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那你得让我叫你大姐！”
她默默地望了我片刻，嘴角浮现一丝苦笑，什么也没再说就走出去了。
一会儿，她端来了一盆热水，双膝跪在我跟前，替我洗脸，洗手。
“你的头发好久没洗了吧？”
“离开哈尔滨，只在北京洗过一次。”
“都有味儿啦！光洗脸不行，我也得给你好好洗次头。”
不管我乐意不乐意，又轻按下我的头，揉了我满头肥皂沫，给我洗起头来。
“瞧这盆水洗得多脏！还得换盆水再洗一遍！”她说着端起那盆水出去了。
她换了一盆热水回来，又替我洗了一遍头。
她用她自己的毛巾认认真真地替我擦干头发、脸和手，面对面地端详了我几秒钟，微笑了，说：“你这红卫兵可完全不像个初三的学生，像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
她端起这第二盆水往外走时，我问：“大姐，你还来看我吗？”
她转过身，又微笑了：“你如果还需要我伺候你，对他们讲一下，他们就会吩咐我再来的。”
我说：“我不是要你来伺候我。我太闷了，要你有空儿来陪我说说话。”
她说：“那可不行。他们不许我跟外地的红卫兵接触，更不许交谈。要不是你这几天病得厉害，他们也绝不会让我来伺候你的。何况我也难得有空儿，现在我马上就得去打扫厕所打扫院子了！”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觉得是深深的），有些匆忙地走了。
我孤独地呆坐了一会儿，觉得身上仍有些发寒，高烧分明还未彻底退去，又躺下了，裹紧棉被，无聊而出神地凝望窗外。
雨停了。天晴了。虽然已是北方秋末冬初的季节了，但成都的晴日，阳光还是和煦明媚的。
天气好转，使我的心情也似乎感到舒畅了一些。被鲍红卫偷走了钱，使我心上的那股无处发泄的急火，因从她那里获得的温良“伺候”抵消了一大半儿。
忽而想到父亲。他早该收到我的电报了。掐指一算，成都──乐山，两地不远，也该有封回电或回信了，再也躺不住，爬起来，晃晃悠悠地下了楼，只觉得双脚轻飘。经这一场高烧，我本不强壮的身体，竟变得弱不禁风。
传达室的信栏内，果然有封电报上写着我的名字。取在手，迫不及待地拆开一看，电文只有三个字──“速返哈。”
我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就是一个目的，要看到父亲。要了解他的处境。没想到收了父亲这么一封回电！三个字的电文仿佛告诉了我许多父亲的恶况。父亲啊父亲，你怎么这样不理解你这个儿子的心情呢？我的心头像压上了一扇石磨，一边缓缓往回走，一边目光呆滞地注视着电报上的三个严厉而冷漠的字，眼泪止不住涌了出来。
气象学校养了几十箱蜂。下雨那几天，不知放在何处。天晴了，搬了出来，一箱箱摆在路两旁。蜂们爬进爬出，也许是晒太阳，也许是忙什么正经事儿。
我已委屈和难过到了视物不见的地步，竟被一个蜂箱绊倒。那蜂箱上趴着密密的一层蜂，我压死了数以百计的小生命。
它们激怒了，嗡的一声飞起，对我大举进攻。十几箱蜂全被惹动了。也都嗡地一片片飞起，加入对我的“讨伐”。
我便奔逃。一时发蒙，寻不到个躲处，找不到个藏处。兜着圈子跑而已。它们穷追不舍。奔逃之中，后脖梗已是被螫了。
“快伏下！快伏下别动！”
有人对我大声喊──是那个“伺候”我的“走资派”的女儿。
我没伏下，却往她那里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在这危难关头，她定会解救我，化险为夷。
她也扔下扫把，朝我跑来。我们刚跑到一起，她便撩起衣襟，罩住我的头，将我的头严密地包裹在她怀里了。
“别动！”她命令着，将我的双手也放入了她怀里。
“嗡嗡”之声在我们头顶和身体四周盘绕。
声音渐小，我以为蜂们撤退了，刚动一下，又听她说：“叫你别动还动！它们都落在我们身上呢！不过你别怕，它们就会飞走的。”更严地用衣襟包裹我的头。
我的脸偎在她胸脯上。一动不敢动，就像个在母亲怀中吃着奶睡着了的孩子似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轻轻放下了衣襟，轻轻推开了我。
我感激地抬起头，见她脸色绯红，默默地扣着她的衣扣。
她扣好衣扣，抻了抻衣襟，说：“你没事儿招惹蜜蜂干什么？”
我说：“我根本没招惹它们。”
她说：“你没招惹它们，它们无缘无故蜇你？”说完将双手交替放在嘴上吮。她的双手被螫得红肿了好几处。
我哇地哭出了声。
“你看，说你是个大孩子，你就是个大孩子！我也没训斥你呀！”她笑了起来。
我说：“我父亲不许我去看他。可我都离他不远了，不见他一面不死心啊！”一手难为情地抹泪，一手将电报递给她看。
她接过电报，看了一眼，问：“你父亲在乐山工作？”
我点头。
又问：“你到四川来，其实是想见你父亲一面？”
我又点头。
“你很爱他是不？”
“嗯。”
“你也不愿让他替你担心吧？”
“嗯。”
“那你就该听你父亲的话，尽快回哈尔滨去，不要独自一人全国各地‘串联’啦！你跟谁‘串联’呀？谁又跟你‘串联’呀？”
我执拗地说：“反正我见不上我父亲一面，绝不离开成都！”
她说：“乐山武斗搞得很凶啊，已经死了很多人，隔几天就发生一起流血事件，你父亲不许你去是对的！”
我虽然不吭声了，可是心里并没有被她彻底说服。她也从我的样子看出了这一点，左右瞧瞧，见无人注意我们，又说：“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取样东西给你看！”又左右瞧瞧，急急地去了。
我不知她要取样什么东西给我看，顺从地站在那里等着。
等了十几分钟才见她回来，却两手空空。她先从地上捡起扫把，边扫边向我走。走到我身旁时，才从兜里掏出叠折了多重，不易被人看见的纸迅速交给我，说：“拿到你的住处再看。若有人问，千万别告诉他们是我给你的！”说完，自顾向前扫去。
我望着她，一片狐疑。
我回到我住的教室里，插了门，靠墙坐下，展开那些纸一页页看──全是传单，小报。用钢笔匆匆划出的内容，“报告”了近日内发生在乐山的几起武斗事件的“真相”，并配有伤亡者的现场照片，令人看了触目惊心。钢笔迹还未干。
鲍红卫也对我讲过一些乐山的武斗情况：
有一个开卡车的司机，行驶在途中，被一批造反派拦截住，全体爬上车，迫令那司机送他们去袭击对立派的总部。那司机恰恰就是他们的对立派“死心塌地”的“战士”，他不动声色，却学习了电影《列宁在十月》中那个英勇的司机的榜样，不过不是将“敌人”截往相反方向，用刺刀扎轮胎，而是直接将卡车开下了山谷，与一卡车“敌人”同归于尽了……
还有一派炸毁了两座什么巨型水罐──大概是发电厂的。热水如山洪骤发，卷走了几顶工人临时住的帐篷，将帐篷里的工人们掩没在热水汪洋中……
更有甚者，缴了“军管”部队的武器，组成“红色游击队”，要开展游击战争，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我以为鲍红卫道听涂说，是在向我卖弄他见闻广，听时并不信。那些传单和小报证实了他的话。几年后我的父亲也向我证实，那些事件确曾发生过。电报也不是父亲回的。他根本没收到我拍给他的电报。是他的一位好心的工友替他给我回了一封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