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一边吃，仍一边拿我取笑开心。
我才没请你们吃呢！我想，我一瓣不吃白便宜了她们！那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啦！于是我也抓起一瓣吃起来。我尽快地吃。几乎是抢着吃。两口一瓣。为了吃得比她们多几瓣。如果吃得反而比她们少我太憋气。
她们见我那种抢着吃的样子，互相眯起眼睛笑了。因为她们口中都在吃着，才没发出咯咯的笑声。
她们中的一个，咽下去一口，揶揄地说：“你就这么表现少年绅士的风度呀？不行，现在咱们得平均分配，要不全被你一个人扫荡光了！”
还剩四瓣。
我们一人分一瓣。
她说：“我吃得太斯文。肯定吃得比你们俩少。多余这一瓣儿归我啦！”
她“霸占”去了余下那一瓣。
我的两个柚子就如此这般“请”她们吃掉了。她们分吃了我的柚子，回报给我一点儿平等。不再叫我“红卫兵小鬼”、“小白脸儿”、“小书生”、“小秀才”之类了，而叫我“小战友”、“小老弟”了。
平等是人际关系中的松紧带。拉长时，人与人就怀有敌意。缩短时，人与人就容易接近。
我又渐渐开始觉得她们都是挺亲热的“旅伴”了，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放肆辱人。
两个柚子糖分很浓。弄黏了她们的双手。她们各自掏出小手绢翻来覆去地擦，还是黏。也弄黏了我的双手。不过我不像她们那么在乎。
车到新都，要停十几分钟。我自告奋勇，拿了她们的缸子，从窗口爬出去，跑向站台的水龙头接水。跑去接水的人当然不少，我在他们的推推撞撞中，接着了一缸水，飞快地跑回来，她们都将双手伸出窗外，我缓缓替她们倾倒茶缸中的水，使她们能把她们那两双秀美的手洗得干干净净。随后我跑去硬钻入人堆接着了一缸水，又飞快地跑回来，又缓缓替她们倾倒着，使她们能把她们那两条绣花的小手绢也洗个干干净净。开车铃响了，我才将剩下的一点水喝入口中，再从口中吐出来，用手接着洗了洗，慌慌张张地攀上窗口，被她们拖入车内。
我为她们的竭诚服务，又换取了她们对我的一点儿平等。
她们对我怀着一种我自己不明了的似乎有些古怪的兴趣跟我聊天，东一句西一句，问这问那，好像西方世界的两位女记者，采访一个来自土著部落的人。她们对我的兴趣，我猜想大概也属于这类兴趣。别人对我产生兴趣，尤其是她们这么两位英姿飒爽，帅劲十足，俏骨傲然，气质非凡，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异性对我产生兴趣，无论是怎样的兴趣吧，总归使我飘飘然。
她们问一句，我恨不得能答十句。她们问东，我顺着东扯到东南，她们问西，我顺着西扯到西北。
她们问到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连我爷爷曾在哈尔滨“巴杂市”干过掌鞋的行当也告诉了她们。当然，关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是只字不提的。那将可能大煞风景。
“我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彻底的无产阶级后代！我父亲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施工！”当我不无自豪地对她们这样说时，她们互相传递着一种只有她们自己才能会意的眼色，都抿着嘴儿微笑。微笑而不取笑，我觉得是对我的很大的鼓励，喋喋地尽说尽说。
她们问到我从小学至中学的个人情况，我就津津乐道地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我的几个同学，怎样怎样结伴到农村去偷菜，怎样怎样被农民逮住，挨打挨骂。
她们听了也都抿嘴儿微笑。那时她们的神情像两位天真的少女，听我这个十七岁的少年自我吹嘘类似《鲁滨逊飘流记》的经历。
“我还吃过野菜，树叶，草籽儿，‘毛毛狗’和豆腐渣呢！”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对她们大大炫耀一番的。因为我看得出来，她们是没有这些经历的，而我，除了这些自以为特殊的经历，也再无其他什么更令人肃然起敬的经历。
“‘毛毛狗’？‘毛毛狗’是什么东西？”
“豆腐渣呢？捣碎的豆腐吗？”
她们十分好奇地问。
原来她们的知识面未见得比我广啊！
我卖弄渊博地告诉她们：“‘毛毛狗’”是柳树发芽时生长出的那种毛茸茸的枣形叶蕾。豆腐渣并非捣碎的豆腐，是豆腐坊做豆腐过滤后剩下的渣滓。
“等柳树发芽了，嫩芽不是比‘毛毛狗’会好吃些吗？”
“人们饿慌了，等不及柳树发芽了呀！”
“为什么不吃榆树钱儿呢？榆树钱儿好吃吧？电影《牧童投军》中那个小主角就吃榆树钱，不吃柳树芽儿！”
“愉树钱儿当然比柳树芽‘毛毛狗’好吃啦！柳树芽又苦又涩，‘毛毛狗’更难吃！可榆树钱儿刚一长出来就被人们撸光了呀！”
“不是听说有‘人造肉’吗？难道‘人造肉’还不及‘毛毛狗’什么的充饥吗？”
“‘人造肉’？淘米水沉淀后制成。可那发票呀！每人每月二两！”
“豆腐渣应该是喂猪的呀！人吃豆腐渣，猪吃什么？怪不得那几年猪肉少，猪都被饿死了吧？”
“猪？饿死人都不算新鲜事儿了，谁还管猪们吃什么！”
我觉得她们净提些愚不可及的问题，倒好像那几年她们不是生活在我们中国的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似的！
我终于喋喋不休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向她们卖弄什么的地步，便赔着小心，谨言慎语地试探着也向她们发问。我总不能向两位“无名氏”讲了许多许多，而对她们却一无所知呀！
“我姓张。”她们中的一个说：“叫张三。”
“张……三？”我不信她会叫这么一个俗名。
她解释道：“不是一二三的三，是‘珊’珊瑚的‘珊’！”
“噢，噢……”我又倏地红了脸。她怎么可能叫“张三”呢！
“张珊”，珊瑚的“珊”。只有这等雅名才配得上她那等人物啊！
“她姓姚，叫姚五！”她指着另一位告诉我。
“姚……五？”我流露出了替另一位惋惜的表情。
“姚五”抿着嘴儿笑。
“你别又以为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啊！舞蹈的‘舞’。姚舞，你看她身材多苗条！翩翩起舞，这名字听来不是很有动感吗？”
我连忙说：“我没以为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她的名字挺有诗意的！”
姚舞噗哧掩口笑出了声。
我却不明白她笑什么。
张珊说：“我父亲是首都电影院把门儿收票的，她父亲是……”她看了姚舞一眼，令人莫测高深地一笑：“还是让她自己告诉你吧！”
姚舞耸了一下肩，慢言慢语地说：“我父亲嘛，我父亲……在首都电影院门口卖冰棍儿……”瞧她那种吞吞吐吐的样子，好像是因为自己的父亲职业低贱，羞于启齿告人似的。
我说：“那咱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女啦！”
张珊说：“就是，就是。”
姚舞说：“用你的话讲都是无产阶级的后代！”
我觉得我们之间更平等了，理应主动进一步融洽这种平等的关系。
一路之上，我处处为她们“服务”，从车窗口爬出去到站台上替她们买吃的啦，挤过几节车厢给她们的“战友”传个什么口信啦，“贡献”自己的肩膀让她们靠着打盹啦……
车到西安之前，她们商议了一阵，决定在西安下车玩几天。并怂恿我也跟随她们一块儿玩几天。
我完全忘了在成都是如何向那位不知名的姐姐般的姑娘保证的了。我只能说我当时是鬼迷心窍了。我毫不犹豫地，简直是受宠若惊地表示愿随同她们到任何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