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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红卫兵,红卫兵竟也可以欺负红卫兵!凭什么?!

都是比我仅大几岁的异性,都是同一类环境中长大的,有的成了“走资派”的女儿,却仍将同情和怜悯无私地给予别人;有的成了红卫兵中的“巾帼英雄”,心灵却那么空虚又那么丑恶!为什么呢?

我身上竟还穿着她赏赐给我的衣服!

我下决心要在北京找到她,将她赏赐给我的衣服还给她!并且要当面告诉她,我们东北人,是将狼也叫“张三”的!她们两个没什么区别!我将永远记住她们!

其后的几天,我在北京到处转,只有一个目的──找到她!找到她们!

一天晚上,听说“联动”在冲击公安部,要抢回被抓的“战友”。我冒着寒风去到了公安部。我想她们是也该回到北京了。那种场面也许少不了她们。

解放军在公安部大门内手挽手组成了几道人墙。

“联动”纠集的人虽然不少,但冲击了数次也没冲进去。

天黑。人乱。我没发现她们。

我还穿着那双“失而复得”的解放单胶鞋,冻得脚疼。正欲离去,忽见开来一辆车──一辆去了帆布篷的吉普车。车上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是女的。披着件呢军大衣,好不威风!看去似她,挤上前细瞧,果然正是她!

“联动”的“战士”们纷嚷着。

“头儿们来了!”

“闪开,头儿们来了!”

她发号施令地说:“今天算一次演习,改日再来冲!”

于是车掉转头开走了。

于是“联动”的“战士”们集队散去了。

只剩下我和一些围观者在原地……

我终于又见到了她一面。

那个夜晚,我将她赏赐给我的那件皮夹克式剪毛领空军上衣脱下,挂到了马路旁一颗树的落尽了叶子的秃枝上……

第二天,我离开了北京。

心中只想着两个字: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在车上遇到了一个同校的红卫兵。

他将他的大衣借给了我。

有了大衣,我在厕所里脱下她赏赐给我的绒衣绒裤,从厕所的窗子扔了出去。

我应该带回家去的,我没能带回家去;我不该带回家去的,我也绝不带回家去。

我的“大串联”结束了……

第十八章 我回家了

雪!……

从车窗望见大地上的雪,我才认为我是真正回到了我的北方。

我这个北方的儿子对雪有着一种对母亲般的亲情。一见雪,我是格外地想家了。离家不过两个月的时间,我却觉得像两年那么长。

哈尔滨──北京──成都──北京──哈尔滨,两个月内,竟没往家里写过一封信。不知母亲是怎样地日日夜夜为我的安危提心吊胆呢!“大串联”是我的第一次远足旅行。它使我亲眼目睹,全中国确是“天下大乱”了。据说乱是好事,可以暴露阶级敌人,锻炼革命左派。我想,十七岁的我,无疑是受到了一次锻炼的。起码我懂得了,鲍红卫之类,是应谨慎提防的。“张珊”和“姚舞”之类,是应不与交往的。对于乱,哪怕是因自己而引起的乱,也不怎么惊慌了。这一点,差不多是当过红卫兵或虽未当过红卫兵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的共性。

“就凭这个阵势还想吓倒人啊?老子文化大革命中领教过!”

在以后的一些小小的乱的场面,我常听到我的同龄人们这么说。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味。

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是对我们共和国的一代人的彻底放任的“集训”。形成了他们与八十年代的青年风骨上气质上截然不同的区别。有人将一代红卫兵贬为“狼人”。这观点挺解恨,但并不完全正确。归根结底,他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许许多多罪恶,倘全栽在他们身上,则无论怎么解释也不能够自圆其说,顺理成章。而他们正是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向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在全中国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反思的人们之中,一代红卫兵的反思尤为独特。他们的反思具有最属于他们的头脑的深刻。我在一本什么刊物上曾见到过罗丹那著名的雕塑──思想者的摄影,我欣赏了很久。思想者──这才更是一代红卫兵中仍未背弃对我们共和国的深厚感情的一批人的象征、倘剖开他们的胸膛,定会捧出一颗滚烫的心。这心内凝聚着一种使命──制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

当列车驰上松花江大桥,我不由将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那一年松花江封得迟。江心岛沙滩被雪覆盖得洁白无瑕。江水一点儿波浪也没有,像快要凝固了的岩浆一样缓缓地流。絮团似的雪花一接触水面,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江畔人迹寥寥,显得那么冷清。

我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就问借给我大衣穿的那个同校的红卫兵,“你看江畔是不是缺少了些什么?”

他便也将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也说:“真的,是缺少了些什么啊!”

于是好多人都将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

“咦?青年宫前的天鹅雕塑咋没啦?”

“江畔的雕塑怎么都没啦?”

原来缺少了的是一尊尊很美好的雕塑。

在我们这些哈尔滨市的红卫兵们离开它两个月的时间内,江畔的雕塑统统被砸毁了。扔到江里去了。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发议论:

“他妈的,准是外地红卫兵干的!”

“未见得,很可能正是我们哈尔滨红卫兵干的!”

“哈尔滨红卫兵可以到外地去砸。为什么外地的红卫兵不能到哈尔滨来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四旧’可以砸,别见什么砸什么呀!天鹅雕塑算‘四旧’吗?”

“那广州的‘五羊’算‘四旧’吗?不是也砸了个稀巴烂吗?”

“妈的!几个湖北红卫兵,分手时嘱咐我一定在天鹅雕塑前照张相寄给他们,砸了我还照个屁!”

“这就叫不破不立嘛!”

列车已经开过江桥了,大家仍七言八语。仿佛只要这些人当时在哈尔滨,是断断不会允许那些很美好的雕塑被砸毁扔到松花江里似的。我想,这些人当时在哈尔滨,那些很美好的雕塑也注定了难逃厄运。说不定他们还亲自动手砸。砸,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可以谓之“革命”情绪罢。不砸,或者阻止他人砸,倒是会显得“别有用心”了。而任何的东西,只要是美的东西,当年大抵与“革命”格格不入。总能找出极正确的“革命”的理由砸它个稀巴烂!包括花鸟虫鱼。

“哈尔滨站”四个字是早已被“东方红城”取代了。列车在“东方红”乐曲中抵达“东方红城”,令人心格外引起一种波动。于我那冲动的原因却很单纯──管它叫“哈尔滨”还是叫“东方红城”,总归是到家了!

站台上两面旗帜迎风招展。一面旗帜上写著“八八团”,一面旗帜上写著“红色造反团”。两团的仪仗队肃立在站台两侧,之间有一段暂时“和平共处”的神圣距离。列车刚一停稳,两团仪仗队同奏两团团歌。

我们大为诧异,想不明白势不两立的这两大派组织,究竟为何抬举我们这些“大串联”归来的杂牌军,如此隆重地迎接我们。一个个从车窗探出脑袋,受宠若惊。

却白白浪费了一阵感情。迎接的并非我们,而是两团各自的赴京谈判代表。我们这些杂牌军,与名扬全国的两大派组织的赴京谈判代表同车归来,也够使我们很感到荣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