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团的谈判代表们当然没跟我们这些杂牌军混在一起。
各包了一节车厢，而且都享受着卧铺的舒适。在北京主持谈判的是周总理。据说两天内谈判了三次。据说他们当着总理的面互相大拍桌子。激怒了总理。总理后来也拍起了桌子。毛远新当时是“八八团”的大头目，而“红色造反团”的头目之一也是他们的赴京谈判代表之一的冯昭逢，则是烈士遗孤。据说还是总理的“义子”。名扬全国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头目们和赴京谈判代表们非等闲之辈，也就难怪总理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为他们主持谈判了。
两团赴京谈判代表踏下他们各自包的车厢，走向两团的仪仗队员们，纷纷与之握手。纷纷说：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敬爱的周总理支持的是我们！”
“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肯定了我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说的差不多都是同样的话。也就无从知道，毛主席和党中央究竟肯定了他们哪一派？谈判的结果究竟圆满不圆满？倘说圆满吧，看他们那种相互敌对的态度丝毫末减，一如从前，分明在北京的谈判桌上并没有达成什么今后团结一致的协议，更没有当着周总理的面握手言和，倘说谈判破裂吧，听他们那些话，又仿佛对谈判的结果都感到十分兴奋。
从车站大楼内拥出了他们各自的团报记者，围向他们各自的代表，一手拿本儿，一手拿笔，提出一串串的问题，飞快地记录着。
“你对今后的斗争形势怎么看？”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你认为中央‘文革’内部存不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无可奉告。”
“我们‘红色造反团’有同‘八八团’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可能性吗？”
“这个问题应该向他们提出才对！我们‘红色造反团’绝不同坚持保皇派立场的组织实行什么所谓大联合！这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的斗争原则！如果他们重新选择他们的立场，我们举双手欢迎他们回到真正革命左派的阵营中来！”
这一边儿在答记者问，那一边儿则在发表演说：
“我们‘八八团’绝不会重新选择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的立场，乃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立场。除了这唯一的立场，我们别无选择！谁诬蔑我们是保皇派，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充当铁杆保皇派！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不是我们‘八八团’的耻辱，而是我们‘八八团’的莫大光荣！……”
这一边有人以十足的外交家风度含沙射影。那一边有人以杰出的演说家风度慷慨陈词。两边照相机的闪光灯频频闪耀。情形使我们这些车上的杂牌军叹为观止。对两边都打心眼儿里肃然起敬，造反造到坐包厢车进北京，由周总理亲自出面从中调解谈判的份儿上，才算不枉“造反有理”了一次啊！
除了两派赴京谈判代表的两节车厢，其他车厢都没开门。乘务员们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手攥着钥匙把守车厢门口，等两派前来迎接的仪仗队员、记者簇拥着他们各自的代表，热热闹闹地离开站台，才打开车门。
杂牌军们争先恐后往车下跳，往出站口跑，都想要看到两派在站外继续什么名堂，什么热闹。
我也跟着人流跑，挤。
义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他拍摄的一部影片中，运用了一个情节形象地揭示了人的这种爱凑热闹的心理：年轻的男主人公本是为着追踪一个凶手才进入游乐场的──台上现代派歌手们在如痴如狂地演唱摇滚歌曲。其中一名歌手将电吉他连摔带踏弄得四分五裂，抛向观众，于是观众发了疯似的去夺去抢，人压人，脚踩手。抢夺得乌烟瘴气，于是主人公在那样一种氛围之下也一时忘了去寻找杀人凶手，也扑上前去夺去抢，抢到了电吉他的上半部，冲出重围撒腿就跑，身后许许多多人拚命追。终于他甩下了追他的人，气喘吁吁地站住了，看着手中那半截电吉他弦把，嘀哩当啷乱绕着弦，弦上还挂着些碎木片，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发了疯似的与别人去夺去抢这半点儿用处也没有的破烂东西，他甩手就把它扔了。穷追不舍追到他跟前的一个人立刻弯腰如获至宝地捡起来，可看了看同样觉得真是半点儿用处也没有，也甩手就把它扔了。它绊了一个行人的脚，那行人一脚将它踢到阴沟里去了……
而游乐场中，仍乌烟瘴气，观众仍在发了疯似的抢夺那把电吉他的碎片……
他们只有离开了那游乐场，摆脱了那氛围，才会明白他们是何等可笑何等荒唐……
安东尼奥尼所揭示的这种人的心理，也正是当时我和许多杂牌军们的心理。
我们像股洪水似的一拥出检票口，便一片片地滑倒了。检票口外的车站广场，简直成了溜冰场。无论穿着花样刀鞋还是穿着冰球刀鞋、速滑刀鞋在上面滑冰是绝对没问题的。站前广场冰冻着一条条大标语──这是“东方红城”的红卫兵们的“发明创造”。冬天“闹革命”自有冬天“闹革命”的便利，夹着一卷大字报或大标语，拎着一只水桶满市逛，见哪里适合，找个水龙头接桶水，哗地泼在地上或泼在墙上，将大字报或大标语一贴，一两分钟后就冻住了。而且有着一层冰保护，晶莹透明，仿佛塑料贴面，不到春暖花开季节，谁想去掉是很困难的。除非水管子接在锅炉上，用开水先浇化了冰。
车站广场方砖铺就，纵横开阔，是冰冻大字报或大标语的理想之地。也不知有多少人来冰冻过多少层大字报或大标语了。冰上加雪，雪上加冰，白雪衬黑字，分外醒目。变成了地平面“专栏”。
那一天冰冻在站前广场的大字报的巨幅标题是──看刘汉玉自我暴露的反革命嘴脸何其猖狂！
刘汉玉？
男性？女性？官？民？哪个单位的？没谁知道。那年月反革命多如牛毛。大概也没谁感兴趣知道。在那年月，一个人的名字，哪怕是一个庸常之辈的名字，也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黑”遍全市，家喻户晓，妇幼皆知──那是“革命”和“反革命”都极容易大出其名的年月。
“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的赴京谈判代表们已经上了两辆大客车，朝两个相反的方向缓缓开去。大客车前是各自的仪仗队开路。他们站在卡车上，继续吹奏各自的团歌。大客车后是两派前来迎接的战友，各自来了上千人，浩浩荡荡地进行声势游行。叫作“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
拥出检票口的杂牌军，有的分别跟随两支游行队伍瞧热闹去了，有的滑倒了爬起来后没走，站在广场上垂头看大字报。那冰冻在广场上的大字报很长很长，少说两万余字，三四百平方米的面积。
那样一种看大字报的情形在南方城市可见不到，人人都垂着头，边看边往后退。要想从头看起的，就从人墙后绕到前面来。
“对不起，请抬一下脚！”──脚下踩着字呢。
不知道是看大字报的，还会以为人们都在那里默哀呢。
“谁鞋底儿干净？尽个义务！”──有些地方的冰踩脏了，看不见字了。于是就有鞋底儿干净的用鞋底儿擦冰面、于是那些地方的冰面被鞋底儿擦得愈发晶莹透明，字迹看上去如同写在玉石板中。更有热心尽义务的，捧来几大块雪，摔散在地上。冰面经鞋底儿用雪一擦，不但晶莹透明，而且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