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看大字报，真可以说也是种乐趣。
矗立在广场上的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被用布从上至下严严密密地罩起来了。像黄山的“梦笔生花”，见“笔”不见“花”。
我脚穿解放胶鞋，下了车没过五分钟脚趾就冻僵了。我思忖我若穿着这样一双单鞋等公共汽车，非把十个脚指头全冻掉不可。
我撒腿往家跑。头上没有棉帽子，西北风像小刀子似的，割我的耳朵割我的脸。捂着耳朵跑一会儿，双手冻疼了，便顾不得两只耳朵，又袖起双手跑一阵。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却不敢停下来走。并且也不会走了。双脚由僵而木，冻得完全没了知觉，像凭着一双假脚在跑。
紧跑慢跑，跑了近一个小时，抱头鼠窜地跑到了家。
闯入家门，母亲正蹲灶口吹火，见我那样子，以为后边有什么人追赶，陡地变了脸色，一把将我拽在怀中，死死搂抱着，眼盯着家门，防范地预备跟接着闯入家门捉拿我的任何人拚命。
我急忙说：“妈，没人追我。”
母亲这才缓缓将我从怀中推开，突然劈面打了我一耳光，打得我脸上火辣辣的。
母亲打我之后，就转过身去哭了。
我呆呆地站在母亲跟前，一声不吭。
两个月我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哪怕是一封告诉母亲我身在何地的短信都没写过。我知罪。
脚开始疼。像针扎。像火烧。
我呐呐地说：“妈，我的脚……”
母亲朝我转过身来，发现我脚上穿着一双单胶鞋，大吃一惊。“活该！活该！冻掉你的脚才好！”母亲慌慌地将我推进里屋，推坐到炕沿上，慌慌地从我脚上扒下鞋、袜子，慌慌地解开自己的衣襟，将我的脚贴胸搂在她那温暖的怀里。
这时我获得了一种彻底的安全感。
我流泪了。
我无声地哭了。
中国再大，哪儿也不如家好。谁也不如妈亲。
我深深地理解了“儿女是娘身上的肉”这句话。
母亲在从我脚上往下扒鞋时，由于鞋冻在脚上了，由于过分心急，劈了自己的指甲，手指尖不断流血。母亲顾不上包扎，只是将手指尖放在口中吮。
我太困了。双脚被母亲搂在怀里，身子歪倒在炕上，竟那么睡着了。
第十九章 家非家
我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被母亲轻轻唤醒了。睁开眼睛，才发现母亲已替我脱去了衣服，我是睡在温暖的被窝里。
马婶坐在炕沿。
母亲说：“马婶看你来了。”
我便对马婶戆戆地笑。
马婶却急迫地问：“你见着我家国华了吗？”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母亲。
母亲说：“你没走几天，国华也‘大串联’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和你一样，连封信也不往家写，你马婶天天担虑得吃不下睡不着……”
我说：“我们又不是一块儿的，哪能见着他呀！”
马婶又急迫地问：“你听说铁路上发生什么车祸没有？”
母亲赶紧接着说：“人们都讲铁路上发生了好几起车祸，不知是真是假？”向我直丢眼色。
我并没明白母亲的意思，老老实实地回答：“千真万确！铁路上是发生了好几起车祸。有的列车三四节车厢砸在山洞里，死了不少人呢，差不多全是‘大串联’的红卫兵！不但铁路上，公路上也发生车祸呀！还有因翻了船淹死的红卫……”
“别乱说了！你信口胡诌！”母亲瞪着我，生气地打断我的话。
马婶哇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家国华肯定是死了呀！要不他怎么连封家信也不写哪！他可不是不懂事的孩子啊！我们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连个传宗接代的根苗都没有了，这可怎么好呀！我是哪辈子做了孽呀！”
母亲在一旁说些宽心话劝她。
母亲越劝，她哭得越凶。最后搂抱着母亲，在我家放声号啕，引得母亲陪着哭。
我望着搂抱在一块儿哭作一团的两位母亲，为自己说的那番老实话后悔不已，噤若寒蝉地转身面壁，缩入被窝里。
马婶哭了很久才悲伤万分地离去。她离去后母亲将我狠狠数落了一顿……
我的双脚冻伤了，先是红肿，继而生了冻疮，开始溃烂。
我几乎整整一个月没下炕，更没迈出过家门。王文琪被枪毙了，也就再没有哪一个同学到我家来看望我，告诉我一些学校里或社会上的运动情况。他虽然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子弹之下，可我每每想起他的时候，总是念及同学三年他对我的种种友谊。甚至还想到他的坟上去表示一点缅怀之情。可他的尸体是被医院直接从刑场上拉去解剖了的，无坟可供我去凭吊，不免为他也为自己凄凄然。
从母亲口中，倒是片片断断地了解了一些我们这个原先的“四好大院”在我离开的两个月内发生的变化：马叔被单位揪出来了，念过“国高”的人当然是“臭知识分子”无疑。母亲说即使他没念过“国高”也会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因为他的出身原来是地主。张叔也被揪出来了，因为他大小算是个“领导”，尽管不过是区商业局下属一个片的几个小商店的临时负责人。好在他不是党员，够不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档次，所以批斗“走资派”时，他只作个配角陪着低头弯腰而已。孙叔被揪出来是我早已预料到的。当母亲告诉我时我并不觉得奇怪。──国家正式的十九级干部，且在党，不揪出来难道还能放过他？如今统计一下，不消说那些身为处长、局长、厅长、部长和更高级的干部们，就单算小小的芝麻官科长吧，文化大革命中没被揪出来过，没被批斗过的又有几个？全国加一块儿准超不过三位数。
而吴叔亦被揪出来了，却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他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母亲告诉我时吓了我一大跳。他的“现行反革命”言论，在我听来也无疑是成立的：某天清早，有人从他收破烂的手推车上发现了一堆毛主席石膏宝像碎片。当然要受到严肃的质问：为什么将毛主席的石膏宝像打碎？为什么打碎了又放在收破烂儿的车上，和些个破烂儿混在一起？是不是在他心目中，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石膏宝像和破烂是一样的，想要“破烂儿的换钱”？
他说，那根本不是他家的毛主席石膏宝像，头天晚上他的收破烂儿车上还没见有那些严峻的碎片，兴许是谁存心陷害他，往他身上栽赃，才将打碎了的毛主席石膏宝像趁夜间放在他收破烂儿的车上。
人家未免怀疑，未免继续质问。
他又委屈又着急，竟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吼：“我们家从来不买那玩意儿！有那钱我买瓶酒喝！再者收购站也不收石膏，那玩意儿既然碎了，就一分钱也不值！”
这番话还能不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吗？甭说他一个“卢二爷”或者“卢二驴”的，就是十个二十个，也定他俩五一十打成“现行反革命”！何况他本不属于纯正的无产阶级，乃是个“流氓无产者”，不过沾着无产阶级一点儿边，没什么反动言论，也可能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扫帚不经意间稍带着划拉一下的。他当天就受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押入了街道“黑帮”队的行列，据传要判刑。
我离家的两个月内，我们这个大院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四好院”而成“黑帮院”了。院门上光荣的红旗铁牌已被除掉。七户人家四户的户主被揪出来，还不成了“黑帮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