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院已不成其为院了。木板障子被偷得所剩无几。
都是些乘人之危的家伙夜间干的，就是大白天干，院里的人也不敢提半句抗议。不过那些家伙还顾着街坊的情面，不好意思白天干。好端端的两扇院门也被偷走了一扇。院门障子都是好木板，大概是偷回去做箱子做柜子做写字台了。偷便偷罢，盗则盗罢，还要往我们院里泼柑水堆垃圾。大抵是孩子们所为。但也保不准绝没大人照样干。下水道在胡同口。垃圾站更远。寒冬腊月的，图省力，少走路。仅此而已，倒并不见得存什么坏心眼儿。
有天夜里，我被外面砰砰啪啪的一阵响惊醒，拉亮灯，坐了起来。
母亲也被惊醒，却躺着侧耳听，一动未动。
我问：“妈，怎么回事？”
母亲低声说：“还用问，准是又有人在扒咱们院的板障子呗！”
“这也欺人太甚了！我去管管！”我火冒三丈，披上衣服就要下炕。
母亲按住我，训斥道：“就你有本事！不许你出屋！大人们都不敢管，你一个毛孩子管得了吗？不管倒兴许好，何日板障子扒光也就算完了。一管，说不定哪天夜里扒谁家屋顶！”
看母亲那种极胆小极怕事的样子，我只好憋着怒火，悻悻作罢。
母亲天天睡前用盐水给我泡洗一次脚。一个月后，我冻伤的双脚终于好转，可以下炕走动了。
我第一次走出家门，站在院子里，简直认不出我们的院了。另一扇大院门也被偷走了。木板障子被扒光了，连厕所的顶盖和围帘也不见了，满院是污水冻的脏冰，一层覆一层，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俱全，是从没有了门的大门口呈瀑布状淌进来后结冻的。厕所几乎被垃圾山包围了。
而街坊们，对我们院的人好像还并不怎么歧视似的，见面照旧点头，打招呼，问：“吃了吗？”“起来了呀？”夜里干着坑害我们院的缺德事，白天却对我们院的人显出极善良的模样，仿佛缺德事根本不是他们干的，是缺德鬼干的。这些人真是虚伪之极！
我到学校去了一次。学校的锅炉因为没有煤烧，早已熄火，每间教室都阴冷阴冷的。那些砸碎了玻璃的教室更甭提。也就没人坚持在学校里闹革命。也就失去了几个月前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大好形势”。仿佛全校的红卫兵都在冬季转入了神秘的“地下斗争”。我只去了一次，便不再去。
煤，全市缺少煤。煤矿工人也闹革命，缺少煤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缺少煤，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在这个冬季格外寒冷。《东方红》的乐曲，每天却仍响彻这座“东方红城”的上空。
当年哈尔滨市的普通居民们买煤买烧柴是凭供应本的。
每户每个月六十斤烧柴，平均每天二斤。每个季度半吨煤，平均每天只能烧一小桶，烧柴是湿的，去掉水分，实际也就是四十多斤五十来斤。买回家，需劈得细细的，架在炉台四周烤干，才能生着火。普通居民们能买到的只有“无烟煤”。名曰“煤”，其实不是煤，是煤矿采煤过程冲出的煤粉，煤粉那么细，不知在煤矿堆积了多少年月。这样的所谓的“煤”，居民是没法儿用来做饭取暖的。倒进炉膛一铲，大半铲漏到炉底。一个小时也难生着一次火。我家的温度并不比学校教室里的温度高多少。而烧柴是月月不够用的。就是那样的“无烟煤”，也得每天按量计划着烧。第一天烧多了，第二天只好少烧。
那个冬季，我为家里做两项重要的事：白天夹着麻袋，腰里别着斧头，到离家很远的一个木材厂去扒树皮。木材厂是禁止扒树皮的，得偷偷地翻墙而入，偷偷地翻墙而出。运气好，每天能带回家十来斤树皮。运气不好，被木材厂的管理人员捉住，不但所扒的树皮白费工夫和力气，麻袋和斧头被没收，连自己也会被扣留整整一天。稍不驯服，则会挨揍。我虽然挨过几次揍，却从未间断去扒树皮。不去扒树皮，我家的炉膛也可能像学校的锅炉一样熄火。晚上则在家里团煤球。每次团上百个鸡蛋那么大的煤球，摆在炉盖四周，埋在温热的炉灰中。第二天早晨拿得起来而不至于粉碎才能烧。亏得我为家里承担着这两项重要的事，我家的炉膛才维持著“无烟煤”的无烟也无焰的可怜巴巴的一点点火。
火柴仍按户供应。食盐凭票。面碱凭票。灯泡坏了是根本买不到的。灯泡厂的工人们说没有玻璃做灯泡。玻璃厂的工人们说没有生产玻璃的原料。每一个生产单位的工人阶级都在闹革命。城市居民日常所需的一切一切，也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因为买不到这个而必然买不到那个，形成循环短缺。
每天全家一吃过晚饭，连碗筷也顾不上刷洗，赶紧就铺展被褥钻入被窝，熄灯睡觉。睡不着便在黑暗中躺着。为的延长灯泡的使用寿命。我家的两只灯泡早已坏了一只。剩下的一只吊在里外屋间的门框上方，里外屋同明同暗。灯丝颤颤巍巍的，似乎随时都会断，永远对接不上。它是我们全家的太阳，它令我们提心吊胆。不仅买不到灯泡，也买不到蜡烛。它一日坏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家在夜晚失去了唯一的一线光明。
那是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发展，人民困困难难生活的年月。
那一年的元旦之夜连鞭炮声都没听到。
却从上海传来了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喜讯！首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元旦社论中宣告：……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夺权是文化大革命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元旦社论是向全国造反派发出的夺权动员令和讯号。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首当其冲，在1月2日便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调查员”身份紧急赶回上海，参与策划夺权行动。当天和第二天，便先后夺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张春桥随即召见“工总司”代表，下达指示：“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
6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举行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等，夺了上海市委的权。
8日，毛主席充分肯定“一月风暴”。发表“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9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载并广播了《告上海市人民书》。
11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并广播了由中央“文革”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热情洋溢的贺电。称赞他们向全市发出的夺权的《紧急通告》“好得很”、“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号召全国学习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经验。
其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毫不留情的，彻底的，全面的总夺权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