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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公开发表讲话:“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军队要坚决地大力地支持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张春桥公开发表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的呐喊声、“凯歌”声中,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的人民,死寂沉沉地送走了那一年的元旦,死寂沉沉地迎来了那一年的春节。那是人民的艰难岁月,也是党的艰难岁月。

春节,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的普通百姓,每人仅仅凭供应票才能买到半斤猪肉,半斤鱼,半斤蛋。肉是连皮带骨的冷库里存放多年的冻肉,鱼是从朝鲜进口的什么“明太鱼”──一种索然无味的鱼。

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年的春节根本没有任何节日气氛。初三凌晨,吴叔光着双脚,穿着破绒衣绒裤从街道“黑帮”队逃跑回来了。他先擂自己家的门,卢婶从窗口看见他那种蓬头垢面张皇失措的样子,情知他是逃跑回来的,生怕放他进屋,也犯了“窝藏现行反革命”的罪,吓得不敢给他开门,光是浑身发抖地搂着几个孩子在炕上缩成一堆儿,哭哭啼啼,还在屋里哀求他快回“黑帮”队去,老老实实认罪,争取宽大处理。他进不得自家屋,就转而来擂我家的门,边擂边叫:“梁嫂,梁嫂,你发发慈悲,开门让我进屋躲躲吧,他们是要判我死罪枪毙我啊!我不跑几天后就没命了呀!”

母亲将窗帘撩起一角,见他那样子,立刻放下窗帘,也不敢给他开门。“窝藏现行反革命”,这样的罪名哪一家担待得起呀!

“梁嫂,梁嫂,我给你跪下了!”吴叔在门外苦苦大声哀求不止。

母亲在屋里团团转,狠着心不应声。

我将窗帘撩起一角。朝外看了一眼,见他果真双膝跪在我家门口,两脚冻得赤红。

我十分不忍地对母亲说:“妈,他没穿鞋就跑回来了,开门让他进屋暖和暖和吧,暖和一会儿咱们就打发他出去,也算不得是窝藏……”

母亲听了我的话,走到门前,刚要开门,手又从门插上放下了。

“不行!”母亲坚决地说:“只要放他进屋,就是咱们家的罪呀!你把你哥那双棉胶鞋从风窗送给你吴叔吧……你再劝他,趁人家没发现他逃跑,赶快回去,低头认罪,态度好兴许还能判个死缓……”

我没有丝毫理由责怪母亲胆小怕事。放他进屋对我家意味着什么,我比母亲是更清楚的。

我默默从破箱子里翻出哥哥的一双旧棉胶鞋,打开小风窗,叫了一声:“吴叔……”正预备将鞋扔出去,却见几条汉子冲入院内。

“他在那儿哪!”

“守住大门口,小心叫他跑啦!”

几条汉子吆吆喝喝,持胳膊挽袖子,摩拳擦掌,扑过来要逮他。

他腾地跳起,像一头被猎狗四面围住的野猪,凸瞪着两眼珠子,挥拳打在一个人脸面上,夺路便逃。那几条汉子发出威胁的叫嚷堵截。他和他们在院内兜着乱跑了一圈,逃往院外去了。几条汉子追向院外。

我拎着那双鞋站在窗前呆若木鸡。

母亲面色如灰,瘫坐地上。

其他几户的大人孩子,受到惊扰,纷纷跑出家门,跑向院外看究竟。

卢婶和几个孩子这时才出家门,哭着喊着呼着叫着跟随而去。

胡同里人声嘈杂,听着仿佛有一伙强盗在打家劫舍似的。

我从呆状中清醒过来,慌慌忙忙地穿好衣服,也跑出家门,跑向院外。

一伙人跑出了胡同口。

我也跑出了胡同口。

我与别人有所不同。别人是看热闹。我不是看热闹。卢家毕竟是我家的近邻。吴叔毕竟平素对我像个叔辈的人。我心里觉着我好像能够解救他似的。当然我是解救不了他的。跟着看热闹的人们跑说到底仍是盲目。

吴叔不知在哪儿捡起了两块砖,一手拿一块,要被逮他的人追上时,便停下来,猛转回身,虎视耽耽,一副拚命架势。几条汉子赤手空拳,不敢冒脑袋开瓢的危险太接近他。

于是他又跑。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他被追赶到了一条死街的尽头。

他无路可逃,窜进了一所小学校。

几条汉子追入了小学校。

我和众多看热闹的人也跑入了小学校,但见吴叔已抓着锅炉烟囱的铁扶手爬上了半空中。

人们围向烟囱仰望他。

几条汉子吼:

“你这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你下来!”

“你不下来就逃脱得了无产阶级专政吗?”

“你已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啦!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啦!你不老老实实下来,还要抗拒到底吗?”

他不下来,也不再往上爬。俯视著“广大革命群众”,那样子是有些害怕。也难怪他害怕,我虽见他爬上屋顶骂大街,可从没见他爬得那么高。而且烟囱不比屋顶,毕竟有个面积可以走。

他像只壁虎似的将身体紧贴着烟囱,一动不动。

几条汉子又对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们命令:

“还不动员他下来?只要动员他下来了,算你们一功!”

“对!将功折罪嘛!”

“我们保证你们不受他的牵连!”

卢婶跪下了。

母亲一跪下,孩子们也一个个不由自主地跪下了。

“他爸,看在几个孩子的份儿上,你下来……”卢婶仰望着他说,哇哇大哭。

“爸!爸!你下来呀!”

“爸!你慢下呀!我们怕你摔死呀!”

“爸呀!爸呀!”

他的孩子们也哇哇大哭。

一个“革命群众”给那几条汉子出主意,嚷嚷着应该在烟囱下扯起一张网,以防备他跳,自绝于社会主义自绝于人民。

一条汉子没好气地说:“别他妈的乱嚷嚷,这会儿上哪儿找一张网?”

吴叔似乎被他的女人和孩子们的哭喊声打动了,下了几级扶手,见那几条汉子凑在一起,专等着逮他,立刻又往上爬了几级。

另一个“革命群众”出主意,深思熟虑万无一失地说,众人手扯手接着,找一根长竹竿将他打下来。

网找不到。那么长的竹竿也是找不到的。这个比较高妙的主意也同样被几条汉子否决了。

我犹豫一阵,对那几条汉子说:“我爬上去劝劝他,兴许能把他劝下来。”

那几条汉子一齐打量着我,为首的一个不信任地问:“他肯听你劝?”

我说:“试试吧,我和他是邻居。”

有人好心地阻止我:“你可千万别爬上去!你爬到他脚下,他一脚把你踹下来,这么高,石头般硬的地,不摔死你,也摔残废了你!”

我说:“他对我倒不至于发狠。”

为首的那汉子说:“你爬上去劝吧,这可是你心甘情愿的,没谁逼你,一切后果与我们无关!”

我说:“当然与你们无关!”

我往上爬。

我一边往上爬,一边大声说些“抗拒到底,死路一条”之类的话。我也只能用那些话“劝”他下来,不能说别的。

他一句不回答我。

我往上爬,他也往上爬。他越爬越高,我也越爬越高。我平素很少登高。奇怪,我竟不觉得害怕。

铁扶手冰手,我的十指被冰得有些木了。想必他的手也早木了。所以他爬的速度不及我快。我渐渐爬到了他脚底下。他那时真是一脚就可以将我从空中踹下来的。他分明连想都没那么想,只是往上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