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他爬到了三十多米高的烟囱的顶端。我也紧跟着爬到了他脚下。
他低头看着我。
我仰脸看着他。
他说：“你没戴手套，冻手吧？”还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古怪。
我问：“你呢？”
他说：“刚才冻，现在不冻了。”
我说：“吴叔，你下去吧！”
他说：“不下去又怎么样呢？”
我不知他下去，那几条汉子会对他怎么样。
“下去了又怎么样呢？”他似乎更是在问自己。
我说：“你看卢婶和孩子们跪着哭得多可怜！”
他说：“可怜啊！”
我竟想不出再用什么话劝他了。
他忽然说：“我要撒泡尿。”
我说：“你站在这么高处怎么撒呀？下去吧，有尿下去撒！”
他说：“我憋不住了呢！你把脸转向右边去，风往左边刮，会刮你一脸。”说着，像表演高空节目的杂技演员似的，一手抓扶手，一手解裤子。
我只好将脸向右转。
那几条汉子和“革命群众”看不清他在干什么。待他那泡憋得很冲的尿像阵雨似的自空而降，撒在他们仰起的脸上，他们才四散开去，愤怒地咒骂：
“报复革命群众绝无好下场！”
“火烧现行反革命！油炸现行反革命！”
他在我头上快活地嘿嘿笑了。
我又哀求：“吴叔，下去吧！我的双手快冻得抓不住扶手了！”
他说：“我不下去。站得高，看得远，放眼全中国，放眼全世界！”
我听他的话不着边际，坚决地说：“你不下，我也不下！再过会儿咱俩的手都冻得抓不住扶手了，准一块儿掉下去摔死。”
他说：“老二，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说：“我要感动你下去啊！”
他说：“我早感动了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告诉你妈，我不怪她。”
他这话说得我心里不是滋味，想哭。
他接着说：“我听人讲过一个治精神病的偏方，生吃活鱼脑子。一天吃一条活鱼的脑子。吃完了就服安眠药睡觉。反正活鱼脑子是属阴的，吃不好也吃不坏，叫你妈给你大哥吃吃看呗！”
我说。“好。”
他说：“告诉你妈，我不怪她。”
我说：“告诉。”
他不再说什么，又往上爬。
我喊：“你还往上爬！爬到天上去呀？”
他说：“能爬到天上去就好了！”说时，上身已爬得超过了烟囱口，高呼一句：“毛主席万岁！”一头扎进了烟囱里！
我觉得烟囱仿佛一阵摇晃，顷刻要坍塌似的。
我不知我是怎么从烟囱上下来的。双脚一踏到地面，就昏晕过去了……
卢婶疯了。
母亲也从那天起变得神情恍惚，时常自言自语：“我是该给他开门的，我是该给他开门的，我是该给他开门的……”
一天晚上，母亲到煤棚去拎煤，刚出家门一两分钟失魂落魄地扑回来，面无人色地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看见了你吴叔的鬼魂，在咱院里游游荡荡的，对我龇牙笑……”
母亲吓得将煤桶扔在院里了。
我不信鬼。尤其不信吴叔死后鬼魂作祟。我无所畏惧地跨出家门，站在院子当中朝各处阴暗角落寻视。
哪里有什么鬼的影子！
清冽的月光洒在院子里，映得院子里的冰如水银一般。西北风吹着我家屋后的秃树枝，发出呜呜的响声，倒是有点像个冤鬼在哭。
“卢琛啊！你死得惨啊！”
女人的呼号猛可地从卢家传出，令人毛骨悚然。是疯了的卢婶歇斯底里。过后，一切归于平静，万籁俱寂，似乎连树枝也不发出响声了。
虽然没有鬼，我却感到我们院子里真是鬼气沸沸。
我回到家里，对母亲说：“妈，什么鬼魂，那纯粹是迷信。”
母亲却说：“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对我龇牙笑吗！也不知他那笑是什么意思……”
我的话显然没有驱除笼罩在母亲心头的恐怖。
我又说：“吴叔死前让我告诉你，他一点儿也不怪你。”
母亲追问：“是吗？他死前真是让你这样告诉我的？”
我说：“是。真是让我这样告诉你的。”
母亲便闭上眼睛，双手合十胸前，口中嘟嘟哝哝地虔诚地祷告起来。
我觉着反正没法子向母亲证明世上没鬼，只好由母亲祷告，自己再次走到院子里，拎起煤桶去装煤。
我始终没将吴叔所说的那个偏方告诉母亲。我不相信生吃活鱼脑子可以治好精神病。而且，要在哈尔滨市，不，在“东方红城”的冬季里，一天搞到一条活鱼，是“难于上青天”的。
两天后的晚上，我上厕所，不料也碰见了那个“鬼魂”。
厕所的门虽然已被偷走，我却没发现“鬼魂”蹲在厕所里。
我刚要往厕所里迈脚，“鬼魂”冷不丁地站起来，吓得我大叫一声，全身汗毛遍竖。
“鬼魂”在厕所里对我龇着一排白森森的牙怪笑。
我壮着胆子喝问：“你！是人是鬼？！”
“鬼魂”回答：“我不是人，我是鬼！”
他站在厕所里不出来，裤子也根本没解开。原来他并非在拉屎，只是蹲在厕所里而已。月亮下，一张“鬼脸”乌黑，显得眼珠子发亮。
他又说：“我不是人，我是鬼！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争取改造成人……”
分明不是鬼，是个人。
我喝道：“你痛快滚出来，别占着茅坑不拉屎！老子是红卫兵，你再不滚出来，老子对你不客气！……”
“红卫兵饶命！红卫兵饶命！我滚，我滚……”他喋喋地说着，跨出厕所，往院外跑掉了。
以后才弄明白，他是前街的一个疯子。不知因何罪名定为“坏分子”，每天在单位被关厕所内实行禁闭，关疯了。一到晚上，用墨将自己的脸涂黑，寻找厕所“自觉反省”。我们的大院没了门，他便认准了，专上我们院的厕所来蹲著“反省”。他家里的人拿他毫无办法。
文化大革命中，被变成“鬼”的人极多。由“鬼”而疯的人也极多。疯子极多，难免使人怀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不够“伟大”之处，只我们附近的几条街上，就有六七个由“鬼”而疯的人。
于是某天，街道主任来我家通知母亲，必须将我的哥哥送回精神病院去。限期不送，要被“收容”。
母亲问：“我家老大不惹事不生非的，也不常出家门，非得送回精神病院吗？”
街道主任为难地说：“上边的指示，非送不可呀！”
母亲又问：“街道不需要他帮着抄写大字报了？”
街道主任说：“需要是需要啊，可上边怎么指示，俺就得怎么执行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嘛！”
母亲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问：“要是不送，往哪儿收容？”
街道主任回答：“还是想办法送回精神病院好。要是不送，我也不知道具体往哪儿收容。总归不是个好的去处！”
街道主任走后，我和母亲都犯愁。
哥哥却从他那小屋探头说：“妈，弟，你们别愁。我回精神病院，我在家里怪没意思的。精神病院里还有人组织学语录，教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比在家好。”
哥哥的话，使我和母亲听起来，都觉得他是非常清醒非常明白的。那些日子，尽管全中国继续大乱，我们的家，却在穷困中人人努力地保持著“安定团结”，并且人人努力避免使哥哥受到外界的刺激。所以哥哥的精神状态确实比先前正常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