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哭了。母亲发愁，一时间凑不足一笔住院费。我也是。
第二天，我和母亲打开所有的破箱子，挑选出所有能换钱的衣物，包在一块被面里。
我说：“这些东西卖不了多少钱，把收音机也卖了吧！”
母亲默默点了一下头，又从墙上取下了挂钟──它是父母结婚时别人送的贺礼。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一件父母的结婚纪念品。
家里穷得连辆自行车也没有。有当时也得卖掉。没辆自行车驮着（并且我也不会骑），我只好分三次，背着捧着，将那一包衣物、旧收音机、旧挂钟卖到了寄卖店。
钱还是不够。母亲便东家西家说尽好话借。借遍了全院和一条胡同的人家，总算将哥哥的住院费借得差不多了。
我亲自跑到精神病院去联系，沮丧而归。精神病院早已住满精神病患者，没有空床位了。我苦苦哀求，就差跪下磕头──没有就是没有。
哥哥还是被“收容”了。那情形好像有一年城市里发起的“打狗运动”。一群臂戴“治安民兵”袖标的人，如狼似虎，在街道主任的带领下，挨家挨户捉拿疯子。捉住了五花大绑，硬推入一辆囚车。一些人家被闹腾得哭天喊地。我们附近那几条街因为疯子多，搅得鸡飞狗跳鹅飞罢！
哥哥被捉走时，倒没发疯，只是显得十分害怕，问母亲：“妈，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呀？”
母亲两眼噙着泪说：“好儿子，是送你去住院啊！”
哥哥说：“那还绑我？”
绑他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说：“不绑怕你跑了！”
哥哥说：“我不跑。”
那人说：“不跑也得绑！你是疯子，我们能信你的话？”
哥哥就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捆绑了，像是拉往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似的，被他们推上了囚车。
他们还要抓卢婶。卢婶躲在桌子底下。几个孩子吓得像受了惊的猫崽子满屋上蹿下跳。
全院人替卢婶说情──她被抓走，卢家的几个孩子就成孤儿了。那几个人还算通点人情味儿，放过了卢婶。
囚车开走前，母亲对他们说：“你们可别打我儿子呀！”
一人粗声粗气地回答：“哪个是你儿子！我们不认识他！”
母亲将预先准备下的几盒烟分给他们，说：“刚才抓走的那个。”
那人说：“只要他不犯疯劲儿，我们保证不打他。”
母亲说：“他要是犯了疯劲你们也千万别打他呀！”
那人说：“他要是犯了疯劲我们可就不敢保证不打他了！”
囚车内忽然有一个疯子怪声怪调地唱起来：
囚车在那疯子可怕的歌声中开走……
第二十章 “炮轰派”灭亡
2月中旬，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军事工程学院、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造反派，与几座大工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一举夺取了省市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大权。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在全国第二个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热烈欢呼式的社论，颂之为“东北新曙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样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而当时，政治局已名存实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军区司令员。常委中只有一名大学生造反派──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范正美。他因首创“柳河干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主席高度赞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向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宝贵经验的大块文章。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第一次赴京谈判后，起初参加了“八八团”的毛远新宣布退出“八八团”，转而加入“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同时公开发表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资派”进行斗争……
毛远新的反戈一击，对“八八团”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八八团”从此一蹶不振。联合在“八八团”麾下的各派组织，分崩离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与“红色造反团”分庭抗礼的“八八团”宣布解散。旌倒兵溃。“东方红城”便属“红色造反团”的一统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说，黑龙江省及“东方红城”的夺权，是“红色造反派”进行的。潘复生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革命干部”。
潘复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从外地调来黑龙江省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后便“养病”了，所以他是省委领导中唯一没什么严重“罪行”的人。也没受什么批斗之苦。要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们才想到他的存在。没有一个“革命干部”，“三结合”则不成其为“三结合”，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便不批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诞生。所以造反派们像抢新娘一样，急急匆匆地将他推上了“革命委员会”的花轿，吹吹打打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天幕上描绘出了一片“灿烂”无比的“东北新曙光”。
夺权的勇士们原以为推出一个潘复生不过是推出一个“傀儡”凑齐“三结合”而已，真正的大权毫无疑问理所当然是会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他们推出了他，给予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他还能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吗？他还能不与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乖乖地听他们的调遣吗？他敢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吗？在他们理想的“三结合”中，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是范正美才对。因为范正美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有“五七道路”即“柳河干校”这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知名知姓的人物，是在中央“文革”挂了号的人物，也是最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
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并不看重因而才推出来的潘复生倒似乎更受中央“文革”的青睐，居然坐上了“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他们的范大哥仅仅获得了一个常委的席位！而且常委中仅有一名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他们感到被侮辱了，被欺骗了，被愚弄了。他们愤怒了。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宣布诞生的当天，他们在全市贴出了“炮轰”它的大标语。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几条是：
“万炮齐轰‘两结合’的假‘革命委员会’！”──意在指出其中大学生造反派的席位受到排挤。
“潘复生攫取造反派的胜利果实绝无好下场！”
“东北新‘鼠’光好景绝不会长久！”
“我们要坚决展开第二次夺权斗争！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
“炮轰派”即此形成。
实事求是地说，潘复生被他们从疗养病房中请出来时，对他们不但确是感恩戴德的，而且简直受宠若惊。他原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呢！造反派们没给他什么厉害的颜色看，允许他继续住在高干病房中“疗养”，他就很觉得是自己的大幸运了。造反派们出现在他面前，他弯腰低头，浑身瑟瑟发抖，不敢拿正眼看他们。当他们告诉他，要“结合”他，他更不敢相信，以为他们前来试探他有没有这份野心，畏畏怯怯地连声表白：“我不配，我不配，我不敢痴心妄想……”当他们终于使他相信了这种命运的大转变时，他激动得刷刷流泪，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从此永远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和他们并肩战斗在一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